積極和懲罰性的稅制，可輕易博取媒體版面，也能滿足民眾對社會公義的期待，但卻可能無法達到我們真正想要的結果。
柏南克在訪問台灣後不久，便承認寬鬆政策（ＱＥ）或許加重了美國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ＱＥ是柏南克美國聯準會主席任內的代表作。全球三大貨幣體系，美元、歐元及日圓，溢出來的資金，雖有助國際金融系統的運作，但也拉高了資產價格，包括不動產和股票，而富人持有這類資產的比重最多。現在，各國政府急於尋求對策，以舒緩財富分配惡化的現象。
但在台灣倉促對不動產增稅之際，我們是否應該更深一層思考，我們的終極目標為何？以及在採取行動後，不希望見到哪些後遺症？
不動產政策要滿足三大目標。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多數人負擔得起的房價」，若缺少這一項，無法滿足公民最基本的權益，人口會持續停滯，新的家計單位無法形成，社會將日益老化。由此觀之，增稅不是適當的工具。要讓房價降到可負擔的水準，只需「增加供給」即可；但是政府當前的政策和作為，反而是在限制供給。比方取消土地標售，以免刺激不動產市場；然而，真正帶動不動產價格飆漲的「元凶」，是台灣缺乏一套與時俱進、且可執行的都更法令。
台北市並非過度開發，反而是拆得不夠徹底。政府官員在都更的消極作為，讓開發商無法拆除老舊、醜陋，甚至危險的過時建物；在這樣的前提下，不管稅課得再重，台北市的房價仍將持續上漲。
第二個目標是「財富更合理的分配」。課徵資本利得稅絕對是正確的事，然而稅制通常會以我們料想不到的方式扭曲經濟活動。例如，房價超過一定金額便開徵豪宅稅，看似針對富人課稅，也產生迫使房價走跌的連帶好處；但實務上，該稅會讓投資資金轉往較低總價的房屋，反而增加中產階級的購屋支出。最後，我們恐怕會看到，富人因豪宅稅而降低房屋成本，窮人的負擔卻因此提高了。
遺產稅由五○％降至一○％，也是高房價的元凶之一，因為降稅帶動資金流入，進而拉抬房價。對舒緩財富分配不均，稅制結構是一個重要但遲鈍的工具，應該循序漸進，先以較低稅率著手，再逐步調高，才能看到效果。
最後，台灣各大城市遍布老舊建築，或許是觀光客最鮮明的印象。更好的都市規畫，和更有魄力地執行都更計畫，是提升台灣實體環境和生活品質的最佳途徑。
積極和懲罰性的稅制，可輕易博取媒體版面，也能滿足民眾對社會公義的期待，但卻可能無法達到我們真正想要的結果。聚焦在房屋供給和品質，而非只是苛捐重稅，才是開明、有效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