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緊抓住，永不放手

借鏡人生

2015-01-02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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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只有小孩在拔河，這些新住民媽媽，也在和台灣社會的漠視拔河。你知道現在台灣的新住民人口有多少嗎？甲仙國小拔河隊裡，每三個小朋友，就有一個小朋友的媽媽是新住民。

緊緊抓住，永不放手！
抓住繩子，抓緊了，就會知道，那條河不能帶走一切……

紀錄片拍了十幾年，每一部片子幾乎互有關連。身在其中時沒有特別感覺，整個歷程拉開來看，才發現常常這一部延伸著上一部。走到「拔一條河」的階段，可以說是將很多過去的點滴連結起來，算是某個階段的小結。

二○○三年的「新宿駅，東口以東」算是我第一部紀錄片長片。我的紀錄片很少只講一、兩個人，我喜歡講一群人。例如「奇蹟的夏天」是一整支足球隊、「被遺忘的時光」和「青春啦啦隊」是一大群阿公阿嬤，到「拔一條河」則是一整個鄉鎮。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宿駅，東口以東」的確是激勵我去講一個世代的開始，應該說是一群女性在某個世代的故事，往後延續到「拔一條河」 ― 前者講到日本去討生活的台灣女性，後者講嫁到台灣來的東南亞女性，她們都是被忽略的歷史。

當年拍「新宿駅，東口以東」時，「外籍配偶」這個概念還沒有現在這麼強烈，其中的確有幾個角色提到她的孩子瞧不起自己媽媽是台灣人，但在影片中算不上重點。反而是拍完之後，那一陣子電視「社會追緝令」非常紅，我很不喜歡節目每次只要提到外籍配偶時，都要講「假結婚真賣淫」、「台灣錢淹腳目」，把所有嫁來台灣的他國女性都講成是為錢而來、居心不良。當時我才突然意識到「新宿駅，東口以東」其實是碰觸到這個議題的類似面。片中酒店的媽媽桑二十年前在日本社會被對待的方式，或許也如出一轍。

這個感覺到了拍「拔一條河」時更強烈。我常想，二十年前，我們的母親、姊妹，可能也與這些來自中國、東南亞的女子一樣是人家的外籍媽媽，在日本遭到同等境遇。既然如此，現在你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她們？

拍片像是做社區總體營造

拍「拔一條河」，最早是因為統一超商找我拍一部微電影，要講他們各地7-11 與社區的故事。小倩問我甲仙在哪裡？我說就是小林村那邊，從高雄開車進去大概一、兩個小時。我什麼都還沒說，小倩就問：「可不可以不要甲仙？」

所有的拍攝只要離開台北，成本會變得非常高。比如器材的租借、人員的酬勞，都會因為交通時間的增加而增加。小倩一直苦勸我，拜託不要去甲仙，說我們公司樓下就有三間 7-11，找哪一間都可以，還說：「力州，我知道其中一間有新住民媽媽喔。」但我堅持不要，就是要去甲仙。沒有理由，只因為當年的風災。

小倩很清楚我的個性，也知道當下力挽狂瀾只是困獸之鬥。後來還是決定陪我去甲仙。第一次，一行人浩浩蕩蕩坐高鐵到左營，從左營再開車走山路進甲仙。我很容易暈車，一暈就吐，所以一進山路就後悔為什麼要選擇甲仙。但這是自己決定的，再怎麼後悔，也得撐著裝沒事。

甲仙的 7-11 很小間，門口只有一張圓桌，我們將近十個人，根本沒地方可以坐。就坐在 7-11 隔壁賣芋頭冰的阿忠店裡，阿忠也很熱情地招呼我們過去一起聊天。

基於拍攝微電影的任務，7-11 的阿和店長向我們介紹他在這裡做了鼓勵閱讀的活動。旁邊的阿忠聽了覺得有趣，也一起分享，話裡提到了小朋友的拔河隊。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拔河隊的訊息，很新奇，就請阿忠多說一點。沒想到阿忠說要請教練來，拿起電話開始打。後來整家店聚集了二十多人，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語，講拔河隊如何如何，講百香果蜜多好吃又多好吃。他們一直講，我們一直聽、一直記，欲罷不能。

微電影變成一支短片

原本最早是要拍一部三到五分鐘的微電影，只不過因為大家都來了、故事愈聊愈多，也聊得好愉快，從頭到尾都在旁邊的小倩知道大勢已去，她知道這件事一定失控，我一定會為所欲為。她本來以為我會因為暈車，對前往甲仙拍片心生畏懼，進而打退堂鼓，但看到晚上這一幕，她完全放棄了。

後來我們真的為所欲為，將微電影拍成整整三十分鐘的短片。拍攝過程中，我感覺甲仙這個小鎮的故事非常豐富，有發展成長片的可能性；而且那時已經看到了新住民媽媽這項元素，只是無法放在這三十分鐘裡。

片子完成後，選定七月十一日在統一超商的總部放映。我決定片子一放完，就說服他們繼續支持我拍長片。記得那天來的最高主管是副總經理，影片一播完，我偷偷瞄了副總經理一眼，結果看到這位中年男子淚流滿面，我覺得很有希望。接著公關經理帶我去打招呼，他握著我的手，一直說他好感動。發展成長片的計畫就這樣開始了。

拍「拔一條河」時，腦子裡不停的連結到「新宿駅，東口以東」。於是我們特別勻出一段時間飛去日本，再度記錄那群在歌舞伎町的媽媽桑，想知道她們後來怎麼了，打算也剪進「拔一條河」裡面，當作同為外籍配偶的對照組。

有次開會，他們直接建議我好好講拔河隊的小朋友就可以了，他們認為台灣社會有超過一半的人不在乎這群外籍配偶，從行銷角度來看，這會影響到電影的市場。但我覺得如果台灣有超過一半的人不在乎她們，這不就是我們拍這部片的原因嗎？我一定要講新住民的故事。

「拔一條河」首映會安排在二○一三年「台北電影節」，是那一屆的閉幕片。電影播完後，電影行銷公司回收的有效問卷約五百份，統計出來，觀眾最感動的地方，是新住民媽媽的片段和小朋友拔河。

新住民媽媽一直都是被漠視的，不是只有小孩在拔河，這些新住民媽媽，也在和台灣社會的漠視拔河。你知道現在台灣的新住民人口有多少嗎？過去台灣主要分閩南、外省、客家、原住民四大族群，但早在二○○九年，新住民媽媽的人數，已正式超越原住民總人口了。甲仙國小拔河隊裡，每三個小朋友，就有一個小朋友的媽媽是新住民。

記得有一天，我們和一位拔河隊的小男生在鎮上晃來晃去，他陪媽媽去菜市場買菜。菜市場小小的，我們跟著聽他們買菜、聊天。賣菜大嬸聽那媽媽的口音，知道她不是台灣人，問：「妳是哪裡嫁來的？」

媽媽邊挑菜邊說：「我從越南嫁來的啊。」

大嬸又問：「妳尪是用多少錢給妳買來的？」

她嫁來十多年了，絕不是第一次被這樣問，所以她練就了高智慧的回答。但是她身邊的孩子，怎麼理解母親被人家這樣問？聽到這些問話時，要怎麼認同自己的母親？如果我聽到人家問我母親「妳是用多少錢買來的？」我要怎麼認同我的母親？就算這個孩子認同自己的母親，那他會不會反過來對台灣社會充滿仇恨？

循著食物的味道回家

我也曾問一位柬埔寨媽媽，她的孩子是否會學母語？她說孩子都不敢讓人知道母親來自柬埔寨了，怎麼可能學母語。怎麼辦？柬埔寨是母系社會，傳承很重要。她的辦法是食物，將味道傳承下來。她講了一段話我非常感動：「有一天，我的孩子會長大，雖然他不會講母語，可是他會循著媽媽的食物的味道，在長大之後找到一條回家的路。」這是她讓孩子認同自己的方式。

這是我最希望在「拔一條河」裡呈現的命題。這群孩子現在還只是國小生、國中生，五到十年後，他們會成為台灣社會非常重要的一分子。我女兒現在四歲多，未來她的伴侶有可能會是新住民的小孩。這些孩子人口愈來愈多，如果他們成長過程中對台灣社會充滿仇恨，那會是台灣社會之福嗎？

當下我想，應該怎麼做？這群孩子的母親有這麼高比例是新住民媽媽，這部片子能做什麼？當我拍拔河隊的孩子、講他們的勵志故事之外，如何讓他們認同自己的母親？我可不可以透過一部紀錄片高舉他們母親的價值？身為甲仙的孩子，或者某位母親也是新住民的觀眾，當他們看到這部電影如此高舉他來自東南亞、來自他鄉的母親時，他會不會更願意認同母親、甚至更認同台灣社會？我覺得這個方法是有機會的。

拍攝「拔一條河」的動機非常多，還有一個是甲仙遭到漠視的部分。做為偏鄉，而且是重災區偏鄉，甲仙卻仍遭到高度漠視。有次我和甲仙的社工麗雲聊天，聊到關於體制，才知道台灣有關外籍與大陸配偶相關業務的部門分屬不同部門職掌，不像原住民有原民會、客家人有客委會，對總人口超越原住民的一個新族群照顧等級之低，令人啞口無言。拍紀錄片這麼多年，跑過這麼多國家，看了這麼多人事物，從來沒看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漠視一個族群到這種程度，非常荒謬。

她們沒有聲音

原住民有原住民立法委員，他們有發聲的場域和機會，但新住民沒有。而且她們分散在台灣各地，真要選出代表，有一定難度。她們根本沒有辦法替自己說話。再者，新住民的人口結構以女性為主，占了近百分之九十九，但台灣社會的政治態度大多是附著在男性後面的。她們無法發出自己的政治態度，多由夫家決定，所以，只要掌握她的丈夫，就掌握全家的選票，包含她的，所以根本沒人在乎她們。

甲仙的濃厚人情味

拍攝期間，我們在甲仙得到當地鄉親非常多照顧。例如吃飯和他們搭伙，一人才五十元，好吃又便宜。甲仙居民之所以方便讓人搭伙，都是為了到當地服務的外地人，尤其是在甲仙的國中小任教的老師。有些老師兩年一任，小朋友好不容易跟老師培養了感情，但時間一到老師就走了，他們已習慣跟老師說再見。甲仙人的想法很簡單，鄉下人眼中，當老師的讀書人都很厲害，如果能讓這些很厲害的人留在這裡，是鎮上的福氣。所以會煮菜的人使出渾身解數，做出好吃的菜，把這些厲害的人留下來。阿忠芋冰店隔壁的餐廳，從父親那一代就開始讓這些老師搭伙，到現在三十年。從五元吃到五十元，有老師、警察，還有郵差，連我們都跟著分一杯羹。

每次拍片告一段落要回台北時，他們會送我們好多芋頭，一袋一袋往我們車上丟，很像以前回鄉下，阿公阿嬤一直塞東西給你那樣。我們好感動，每次去甲仙都好期盼。

工作人員裡有個阿元，照一般標準來看，他是一個不及格的攝影助理。比如攝影師正在拍攝，一邊拍一邊交代：「給我 70-200 的鏡頭。」沒反應，再叫一次：「阿元，70-200 的鏡頭！」抬頭一看，人不見了，他跑去和小朋友打籃球。

可是甲仙的小孩和媽媽都好喜歡他，好多媽媽甚至想把女兒嫁給他，只好忍痛繼續留他下來工作。我後來決定讓他在影片裡出現，做為報復（是開玩笑的）。其實我想告訴觀眾，我們也在參與這個小鎮的生活。我們沒辦法把自己隱藏起來。應該說，在拍攝「拔一條河」過程中，我愈來愈認為，應該讓觀眾知道我們的存在。

學著說再見

前往、進入一個新環境，然後離開。我們要一直面臨不斷說再見這件事。離開往往令人痛苦，因為離開時你已經和被攝者建立起深厚的關係，甚至被攝者對於你的紀錄片帶著某種「生命即將獲得改變」的期盼，都是必然的壓力所在。

「進入」則像是一場冒險，一場新生活的開啟，對我們而言不會有太大困擾；或許對當地人會有，畢竟我們是一群整天背著機器晃來晃去的奇怪陌生人。但我會盡力不影響他們的生活，因為我不是逼迫型的拍攝。我們穿著短褲、夾腳拖，背著攝影機到處散步，他們會問我：「你在幹嘛？」我說：「拍紀錄片啊。」可是我們根本沒在拍，只是閒晃。第二天，他們又看到我們，問：「你們在拍紀錄片喔？」我們說對，他們又問：「拍完就會回去嗎？」我們還是說對。第三天，他們又看到我們，又問一樣的問題，之後，他們問了：「紀錄片是什麼？」這時候我們就會開心地向他們解釋什麼是紀錄片，甚至用筆電播一些以前拍過的紀錄片段落給他們看。

拍紀錄片的進入，有一個非常好的方法是「不急著獲得故事」。我不會急著用攝影機從被攝者身上得到我要的故事。在初見面、剛認識的狀況之下，劈頭就問「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我認為很難得到好內容，所以我不急著做這件事，反而會先將我的故事、拍過的紀錄片告訴他，和他分享。當還沒得到他們的故事時，我讓他們先得到我的故事。在得到這些故事的過程當中，他們會說：「那我也要告訴你一件什麼什麼事。」這或許就是我們可以把攝影機架起來的時候了。

離開的時候，該怎麼說再見呢？我們同樣有一套做法。拍攝期，每個禮拜會去拍攝地點待上三到四天，拍攝好、剪接完、上映後的這段期間，約莫變成一個月去一次，一次去個三、四天，再來就變成兩到三個月才去幾天。還好現在有網路，我們透過網路聯繫彼此的關係。我們絕對不願意工作結束後，好像跟他們的生命歷程交換後，人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我們只能慢慢說再見。讓自己習慣，也讓被攝者習慣。

我常想，這是一種緣份，當我們從別人身上拿走他們的生命故事，變成一部紀錄片，播映出來之後，我們可能成就了這部影片，或許也成就了我們自己，甚至改變了被攝者的什麼，但我們總是拿走故事的人，所以這已成原罪。而這樣的原罪永遠會壓著我。這其實會讓你愈來愈謙卑，讓你真心尊敬這些人，因為你認識他們非常深，說起來也是好的。

〈本文選自全書，曾琳之整理〉

作者：楊力州
1969年3月9日生，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現為紀錄片工作者。他的作品融合感性與趣味，又勇於挖掘世人不敢逼視的赤裸情感與種種荒謬矛盾的社會制度，使得他的作品除了最純真的人情以外，也是最沉重最銳利的社會刻畫。

(採訪整理：陳琡分)

出版：天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