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絕對不能受任何黨派或是外來的壓力所影響。
一九九四年發生「辛普森殺妻案」震驚了全美，被公認為「世紀大審判」。當時，著名美式足球明星OJ．辛普森疑似涉入這個令人髮指的兇殺案件，也因為他的黑人身分，引起美國黑白種族之間的對立。
辛普森的辯護律師透過一個和我非常要好的法醫朋友聯繫上我， 「李博士，您之前參與過的案件令人印象深刻，您的專業能力更是無庸置疑。我手邊現在有一宗大案子要請您幫忙，如果您願意出馬，我們打贏的勝算就會非常高了！這個案子就是最近很熱門的OJ．辛普森案……」
「誰是OJ．辛普森？」我問。
「您不知道OJ．辛普森嗎？他是全美當紅的足球明星！現在因為涉嫌殺害前妻和她的男友而被捕，外邊新聞可是炒得沸沸揚揚，所有的美國人都在談論這件事情……」辯護律師訝異地說。
老實說，我平常忙到沒什麼時間看電視，所以對那些運動賽事、名人緋聞等，一概不知。
辯護律師接著又說：「我和辛普森談過，他堅稱沒有殺害那兩人，而且從他的證詞與手邊證據來看，我認為辛普森極有可能是無辜的。但洛杉磯警方現在急於將他定罪，所以蒐集了許多不利於辛普森的證據。為此，辛普森將不惜重金聘請全美最優秀的律師與專家，組成所謂的『Dream Team』（夢幻團隊），為他洗刷冤屈。他會全額負擔您到洛杉磯的來回頭等艙機票、五星級飯店住宿以及所有費用。」
當時因為紐海文大學鑑識科學系亟需教育經費，辛普森也同意設立更多獎學金，因此，在與州長報備之後，我便加入了辛普森的辯護律師團隊。
美國的司法審判採陪審團制，根據檢辯雙方在法庭上的陳述與辯論，陪審團再以投票表決方式，達成判決結果。過程中，雙方除了列舉對自己有利的證據之外，還會聘請專家證人出庭作證；另外，也會透過交叉盤問的程序，質問對方的專家證人。通常律師會想盡辦法博取陪審團的好感，並且抨擊對方的律師團與專家證人，藉此降低證詞的可信度。
由於這個案件備受矚目，警方承受著來自四面八方而來的壓力，他們誓言一定要將辛普森定罪，也因此對辯方所請的每位專家證人展開身家背景調查，並且日夜跟蹤，極盡所能地找出污點，迫使他們拒絕出庭作證，或是降低其證詞的可信度。我自然也不能倖免，當我決定參加辯方律師團的消息傳出之後，便察覺到有人二十四小時跟蹤我。甚至連在臺灣的同事和長官都接到來自美國檢方的電話，表示因為我要申請一份政府單位的工作，需要進行背景調查作業。
我這一生做人端正、行事清白，檢方自然查不出任何可以誣衊我人格的地方。
此外，我也保持一貫立場，對於委託人，先將醜話說在前面：「身為科學家，我當專家證人有一個原則：無論是為檢方或辯方作證，我都只為證據說話，不會針對是否有罪下任何判斷；也就是說，如果證據對被告不利，身為被告的專家證人，在法庭上我依然會據實以告。」
李氏量尺
到了出庭那天，我步上證人席陳述調查結果，並且實地展示了幾項實驗，好幾位陪審員因為我當場示範血液的噴濺模式而驚呼連連。
到了交叉詰問時，檢察官先是不懷好意地對我笑了笑，接著拿出一支用在犯罪現場蒐證的尺，問道：「李博士，請問這是你的尺嗎？」
我看了看那把尺，上面印有我的名字與實驗室名稱，雖然覺得檢察官的問題很突兀，但我還是回答：「是的，這把尺是我的！」
「所以你都用這把尺檢視證物，是嗎？」檢察官接著問道。
「沒錯！」
「李博士，你知道你用來審視證物的這把尺，它的量測標準有誤差嗎？我們將你的這把尺送到國家標準局進行檢驗，並且又找了三位博士，花了一星期的時間再三確認，得到的結果是，這把尺比標準局的度量衡少了千分之一吋！也就是說，你之前所做的檢驗報告都有誤差！」檢察官得意洋洋地說。
乍聽之下，他這樣的指控等於是質疑我的專業，同時也讓我的報告出現疑點，但是我處變不驚，立刻反擊：「我報告裡的最小單位只列到小數點的後一位，也就是十分之一吋，從來也沒列到小數點的後三位，千分之一吋呀！何來誤差之有？」
我再補充道：「我實驗室裡的這些尺都是向一家American Lighting的公司採購的，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是要告這家公司違反國家標準局度量衡的話，就請直接去找他們！」
搶在檢察官問下一個問題之前，我又接著說道：「為了這把尺，你們花了納稅人這麼多錢、這麼多時間，Who gives it a shit!（誰鳥它呀！）」
話一說完，包括法官、陪審團以及現場旁聽的民眾都哄堂大笑，檢察官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最後只好草草結束詰問。
隔天，全美各大媒體紛紛以「李博士的尺少了千分之一吋」為標題，大肆報導這段精采的交叉詰問過程，而我的尺也成為「熱門商品」，連參與此案的法官與律師們都開價一百美元，希望向我購買一把「李氏量尺」以茲紀念。
當時我也就順水推舟，在給他們一人一把尺的同時，請他們把一百元的支票捐給我服務的康州鑑識實驗室。
審判結束後，我陸陸續續收到來自全美各地的信件，有些人還附上支票，表明想要購買這把「李氏量尺」，算一算應該超過一萬五千封，後來太太也開玩笑地說：「當時如果好好經營這個事業，現在應該已經變成百萬富翁了！」
美國是一個崇尚民主但是非常兩極化的社會，根據調查，辛普森殺妻案審判進行時，全美有百分之八十的黑人相信辛普森無罪，但有百分之八十的白人認為他是有罪的。
由於我手邊的所有證據都無法證明辛普森的妻子是被他所殺害，所以法官與陪審團採納了我的證詞，將辛普森無罪釋放！
當時許多黑人都熱烈稱讚我，有些白人則批評我，但時間久了之後，無論是黑人或白人，他們都對我表現出尊敬的態度，因為無論我站在檢方或是辯方，我的證詞永遠是一致的，我只根據事實作陳述。
從事鑑識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中立，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絕對不能受任何黨派或是外來的壓力所影響。
福斯特謀殺案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日，白宮助理顧問文森．福斯特被人發現陳屍於華盛頓郊區的瑪西公園。身為白宮的高層幕僚長，福斯特的死亡引起外界諸多揣測，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是不是柯林頓謀害他的好友？背後的動機為何？……這種種問題若不盡快釐清，不但對當時剛入主白宮六個月的柯林頓政府造成巨大衝擊，更會在美國政壇掀起一場後果無法預期的政治風暴。
兩年過去了，福斯特命案仍懸宕未決，充斥著許多疑點。一九九六年春天美國國會成立了一個超黨派的調查委員會，負責該案的史塔檢察官與我聯繫，希望我抽空協助這樁命案的調查工作，並擔任首席鑑定專家。我正因為擔任ＯＪ辛普森殺妻案辯方的專家證人，飽受媒體與外界騷擾，使得許多原訂計畫無法如期完成，而且還遭到各界有心人士的惡意攻訐與抹黑，所以對於史塔檢察官的邀請，一開始沒有很大的興趣。不過，由於我與史塔檢察官素不相識，談話結束前，我好奇地問他：「你為什麼會想到找我？」
史塔檢察官回答：「這個命案在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牽扯層面廣泛，我需要一位有公信力的專家，能夠公正客觀地檢視所有的實體證據，並做出令各方信服的結論。」
此時，我的決心開始動搖了。一直以來，我深感自己在美國求學、工作，曾受到許多人的幫忙，並沒有因為華人身分而遭受排擠，再加上身為新移民的我對國家的安定也有責任，所以最後接受了他的請託，參與命案的調查。
在重新檢視命案現場以及所有的證物，並且與其他幾位法醫博士、鑑識專家討論後，我們一致判定「文森．福斯特使用父親遺留下來的左輪手槍，自殺身亡」。
參與命案調查的這一年期間，我收到成千上萬封信件，以及難以計數的「問候」電話；共和黨希望我說出這樁命案是柯林頓幕後指使的證詞，民主黨則要求我背書，說明福斯特的死與柯林頓無關。
但是，身為鑑識專家，我必須秉持著科學的精神，保持客觀的立場，實事求是，絕對不能受「政治」勢力所左右，雖然我在共和黨與民主黨都有許多交情匪淺的好友，在偵查案件時，一定不會讓這些「人情」牽扯其中。
這些飽受矚目的案件，由於涉案人特殊的身分背景，辦案人員在偵查過程中往往會受到許多外力的干擾，例如政治力量的介入，或是媒體輿論的過度評論、社會人士的立場分歧，這時我們要更客觀、仔細地審視各項證據，絕對不能因為某個黨派或特殊利益團體暗中施壓、國會議員的過度關心，或是社會輿論的壓力，而產生先入為主的觀念，對某些特定證據視而不見，誤導了辦案的方向。
人生無常，知足常樂
一九九六年，我應國際失蹤人口組織的邀請，前往科索沃地區。
九○年代中期，這裡曾爆發歷時三年半的內戰，在這段期間，約有三萬人死亡、失蹤，由於戰亂，屍體散落各處、殘缺不全，導致家屬無法辨認，成千上萬的死者靈魂也難以安息。因此，聯合國在當地成立國際失蹤人員委員會，請我協助遺體DNA的鑑識工作。
當我抵達科索沃地區，發現那是一個個萬人塚，叛軍殺了全城人民，故意將屍體和手榴彈、地雷全部都埋在一起。因為沒有人知道危險，當工作人員把屍體挖出來的同時，可能也會誤觸地雷而導致可怕的大爆炸！
現場有好幾隊工作人員同時進行挖掘與搜救的工作，那幾天我們常常工作進行到一半時，就聽到不遠處傳來零零星星的地雷爆炸聲；晚上回去休息時，也會耳聞哪一隊的成員因為誤踩地雷而因公殉職的消息。
在這樣充滿危險與不確定的環境裡工作，每個人都是神經緊繃、壓力大到不行。
某天，美國紐約的首席法醫也加入了我們的鑑識工作行列，他是個重達兩百八十磅，有著啤酒大肚的彪形大漢，也是我的多年好友；他曾經跟別人說，他這一生只相信我一個人，如有必要，他願意將自己的生命交付給我。
可是當我這位法醫好友看到這裡到處都埋著地雷時，他的臉瞬間轉為蒼白、毫無血色，不安地在現場走來走去，一面說：「大家小心地雷，李博士是現場之王，大家聽他指揮挖掘。」使得其他工作人員的心情也大受影響，大家的情緒緊繃，似乎已到了即將崩潰的臨界點……
我觀察到情況不對勁，趕忙把他叫過來說：「你不要走來走去，這樣子很危險，趕快在旁邊找個地方坐一下。」
他聽了之後，就馬上原地坐下來。過一會兒，我又要他挪開身子，坐到另一旁去，然後在他原先坐的地方，開始敲敲打打，進行挖掘工作。沒多久，我又請他移到別的地方，再繼續挖掘他原本坐的地方，就這樣重複幾次之後，他忍不住問我在做什麼，而其他人聽他這麼一問也紛紛停下來，想知道我的葫蘆裡賣什麼膏藥。
我看了看他，用一種半開玩笑的語氣說：「一個兩百八十磅重的人坐過的地方沒有引爆，肯定底下沒有地雷，所以我只要挖他坐過的地方就安全啦！」
大家聽了哄然大笑，就這樣，緊張的情緒一時之間消除了大半。
這數十年來，從警期間、金門服役到擔任第一線的外勤及現場鑑定，我在工作中幾乎每天都與死亡為伍，目睹了各式各樣的死亡：有的是在戰場上戰死、有的則是被槍殺；有的上吊、有的溺水、有的被燒死、有的中毒，也有些是意外死亡，或者是自殺。
死亡一直是令人害怕、充滿禁忌的話題，很多人問我，對於死亡的看法是什麼？會不會害怕死亡？
坦白說，我並不覺得死亡有什麼恐怖。人終究難免一死，不管你是千萬富翁或者總統、平民，我始終覺得「生死有命」，一切自有定數。
人生無常，我常常會想，人匆匆來到這世界上終究是為了什麼？許多人為了利益，不惜出賣自己的靈魂去做違背良心的事情；有些人眼中只有金錢，甘願做錢的奴隸；有些人則是為了權勢、名氣，整天絞盡腦汁，與人明爭暗鬥。與死亡相比，金錢、名利、地位，顯得一點都不重要。
「知足常樂」是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我們來到世上的時候，什麼東西也沒帶來，若是有朝一日離開人世，我們比出生時對這個世界多了一些貢獻與幫助，這樣的一生也就值得了。在生活中，如果我們能夠凡事知足，多想想自己可以為他人、為社會做些什麼，人生會過得更有意義。
〈本文選自全書，曾琳之 整理〉
作者：李昌鈺博士Dr. Henry Lee
一九三八年生於江蘇省如皋縣，中央警官學校二十四期畢業，紐約大學分子化學博士。曾擔任紐海文大學刑事科學系系主任、终身教授、康乃狄克州警政廳刑事科學實驗室主任、康州警政廳廳長，是第一位出任美國州級警政首長的華裔人士。
李博士從事鑑識工作已超過半個世紀，參與過全球五十九個國家、八千多件刑案，著書四十本、研究論文三百篇，獲頒無數勳章、獎章以及二十多個榮譽博士，是全世界最具權威的鑑識專家，也是「華人之光」。
出版：平安文化
書名：化不可能為可能：李昌鈺的鑑識人生
目錄：
前言：一天一小步，就能完成許多夢想
第一章 做自己做得到的事
另一個名字
母親的教誨
接受自己先天的限制
警校生涯
出生入死的菜鳥員警
不翼而飛的軍餉
機場工作初體驗
教訓美國大兵
追尋留學的夢想
一生一世的追夢伴侶
在沙勞越的日子
第二章 走向鑑識科學之路
五十元美金闖蕩紐約
大池塘的小蝦米
二十七歲的大學生
四年半完成大學及碩博士課程
打破玻璃天花板
最受歡迎的老師
和學生打成一片
推廣鑑識科學
加入州警行列
對抗歧視與偏見
被鑑識學會拒於門外
領導團隊
第三章 抽絲剝繭，讓證據說話
秒殺破案
獨居老人謀殺案
面對被害人家屬
靈媒不靈
桌腳理論
觀察力的訓練
參與世紀大案，聲名大噪
法庭上的妙問巧答
辛普森殺妻案
李氏量尺
福斯特謀殺案
堅持客觀立場，讓證據說話
參與國際案件調查
人生無常，知足常樂
回饋臺灣
第四章：最有價值的一元先生
改寫華人歷史
危機處理
一腦三用
領導人的責任
最有價值的一元先生
退而不休
遲來的正義
第五章 化不可能為可能
扮演自己
全美最知名的鑑識人員
成功的秘訣
做個讓事情完成的人
工作即生活
每天做一點，聚沙成塔
做個受人尊敬的人
我的座右銘
迎向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