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致受到伊波拉的威脅，主要是我們擁有機場控制系統的優勢，但更應與來自西方國家的醫護人員，共同站在對抗伊波拉的最前線。
曾經只在黑色非洲最深遠角落中流行的伊波拉（Ebola）病毒，如今卻經由國際航空旅客的散播，而深入已開發世界。伊波拉來勢洶洶，西方國家急忙推出應急政策，也引發新的道德議題。
首先，是如何處理自賴比瑞亞、獅子山及幾內亞等非洲疫情前線返家的病患和醫護人員。禁止返國醫護人員旅行並強迫隔離，是情緒對應理智的拉扯。數百年來的經驗顯示，防止致命性傳染病大爆發的最好方式，是控管疾病源頭。伊波拉在非洲造成極高致命率及傳染率的原因，醫護人員的經驗不足更甚於病毒本身。再者，伊波拉的死亡率接近五○％，而非媒體所報導的近七成，且年紀愈大死亡率愈高。
在美國，有八人染病一人不治，死亡原因很可能是醫院的經驗不足，還讓已出現徵兆的病患回家。證據顯示，病患若在整個病程中補充適當水分，可大幅提高存活率；換言之，伊波拉的致死率和傳染率，可能不比ＳＡＲＳ來得高。
那些自願至非洲疫區提供適當醫療的健康醫護人員，應被視為保衛自己家園的英雄，也是保護這個世界，避免傳染病更進一步擴散的英雄。在他們並無任何症狀下便強制隔離，是自我危害的魯莽行徑。
另一個涉及道德的難題，是新藥和疫苗的核准與開發過程。
我無法理解，為何政府可以人道主義為理由，跳過正常臨床試驗過程，急於讓伊波拉疫苗進入市場；同時間，卻要求製藥公司仍須花費平均十年、耗資五十億美元，來發展對抗癌症、其他致命性或重大疾病的新藥，而這些疾病所影響的人數和死亡率，遠遠超過伊波拉的危害。
目前新藥開發和臨床試驗的標準，是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ＦＤＡ）在六○年代修正。然而，在當前超級電腦、基因組合及大數據時代，肯定會有一個比今日使用昂貴耗時的方法，更好、更快、更正確的作法，來確認藥品的功效和毒性。政府應該用創造性的思考方式，將新藥或更便宜的學名品引進市場，才能嘉惠我們的子子孫孫。
台灣不致受到伊波拉的威脅，主要是我們和許多亞洲國家擁有機場控制系統的優勢，這是ＳＡＲＳ時期建立的，有助於篩選出潛在具傳染性的旅客。
諷刺的是，我們能置身事外，也是我們與外界隔絕所致。如果台灣要好好宣傳優越的健保系統，並昭告全世界，台灣應擁有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甚至聯合國會員資格，就應該更積極主動，與其他來自西方國家的無私醫護人員，共同站在對抗伊波拉的最前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