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路上等待，美不勝收的林川之富麗。願此時無心燦爛，在憧憬之星面前，永不褪色。
「妳在台東嗎！」（肯定句！）
「妳在台北嗎？」（問號？）
這是近年來朋友們給我的簡訊或電話最常見的開頭語。三年前，莊淑芬因為脊椎開刀，從台大動完手術後，轉到永越醫院做復健。隔天上午，她發現自己背後流了滿身的血。一向表現堅強如鋼鐵的她，一個人蹲在浴室裡痛哭。「原來，自己其實也不過那麼渺小和脆弱。」她雙眼紅腫，幽幽地說。在蹲下痛哭的那一刻，她突然覺得工作、成就都是外在的。那一陣子，我也因自己在台北和台東之間的搖擺，對台北的疏離，使我陷入一種適應期的低潮。我和莊淑芬在醫院裡彼此分享著內心最脆弱的聲音。
「我做了近三十年的媒體，從記者，到國際專欄，到數位媒體、媒體管理，但我現在一切重新來過。有時，我覺得自己什麼專業都沒有，我只知道自己一直在追尋，但那個全新的自我到底是什麼呢？」她痛哭，我是近乎噴淚。離開華視後，中華電信的董事長賀陳旦找我，希望我擔任中華電信副總經理兼「MOD」（數位媒體）處長，我們一路從數位媒體談到做基金會，談了一年左右，終於找到了皆大歡喜的交集。在中華電信基金會的三年，我開始在全台灣的社區、部落走動。那是我創辦「大地生活」雜誌之後，第一次又回到比較接近土地的工作和生活。我也想藉這個機會確認自己是不是真的對土地、社區、部落還有年輕時的熱情。
三年下來，我和工作夥伴葉莉慧在台灣拜訪了將近七十幾個社區和部落，車子經常在迂迴的深山裡，以上下震動的方式行進。我們曾一路顛簸，上到新竹縣尖石鄉的新光國小，晚上在學校操場看著一隻超級大豬被處理之後，被架在火上，一大塊一大塊被切下來的肉，直接遞給大家分食。第二天早上，我們再翻越一個山頭，到對面的司馬庫斯部落。這樣上山、越山、下山的車程，大約就要十小時。
我們也去了南投信義鄉，一個全村都是由高山包圍，由河川串連的「雙龍部落」，各種野生植物把古道佈置成桃花源。在那裡，我第一次看見山間的雲瀑。我們也和被我稱做「現代泰雅編織之母」的尤瑪•達陸、在魚池鄉種「森林紅茶」的葉金龍大哥、葉大嫂、文史工作者林琮盛、在台東卡地布部落彩繪石頭，教小孩踢足球的馬秋等人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這些旅程，彷彿是一個時光隧道，把我帶回了二十幾歲那個行走在土地之上的我。在幾十個社區和部落中，不論是美麗與貧窮，乾淨與髒亂，我們都「著了地」，看見了部份最真實的台灣，遇見了部份台灣最美的風景。二○○八年底，普訊創投董事長柯文昌先生從小受母親口訓，賺了錢一定要佈施。所以，三十多年來，他一直對文化、公益有一份特別的使命感。當知道我要離開中華電信基金會時，就找了我，希望我協助他創立「台灣好基金會」。我們從「社會企業」，一路談，最後他提到了希望以「致力於鄉鎮的美好」為使命，成立一個基金會。我的眼睛和心在剎那間就這樣亮了起來。
台灣好基金會第一個誕生的「台灣好店」，是以「公平交易」的精神，為鄉鎮、部落、產業所提供的一個平台。當它在二○○九年三月開幕時，一張有如歐洲的小廣場上，人們悠閒地坐在咖啡桌旁，一派輕鬆自在的照片登上了中國時報的頭版。接下來的鄉鎮耕耘，我們就來到了台東的池上，以及在八八風災中受創最重的台東金峰鄉嘉蘭村。
自二○○九年七月開始，我從一開始偶爾住在都蘭「聚樂山莊」、台東「少則得」民宿的旅人，成為一半時間要在台東工作的「半東人」。我帶了一個大皮箱，來到台東，租下七坪左右的小套房，開始進入了台北與台東來回的生活。
我在台東的時間，每年平均有一百五十天；二○○九、二○一○年時高達一百九十天。我在台東常去的幾家小店，對我的問候也從近五年前的「來玩喔」、「妳常來玩喔」，一直進化到現在的「來了喔」、「回來了喔」。雖然每年我仍平均有兩百天左右在台北，但扣除周一到周二處理台北辦公室工作，以及周末去五股哥哥家陪陪年邁的母親。我真正「在台北生活」的時間其實是非常少的。許多朋友的聚會和活動，我開始缺席。缺席的次數多了，朋友都以為我在台東，也漸漸地不再找我。以前每周一、二次的聚會，變成每一、二周一次，再變成每一、二個月一次。最後，幾個好友群的聚會，甚至變成每年一、二次。我在聚會場合和朋友的對話，開始出現如下的場景：「Lulu，來，說說看，妳在台東都做些什麼？」「其實很難在短短的時間說清楚。譬如，我們有做鐵花村，在台東池上，一直在做些社區及文化營造的工作……。」「社區文化營造？」、「都做些什麼？」「對啊！譬如池上原本是米之鄉，但他們有很大的潛力，可以營造成文化之鄉……」
「鐵花村是一個希望為台東及原住民音樂創作者，提供一個舞台及培育人才的地方……」……
我對台東的談話，通常只有不到三分鐘的壽命，人再多一點時，只有一～二分鐘。只有三～五人時，偶爾可到五分鐘。對多數沒到過台東，或只匆匆來渡假的台北朋友們而言，台東的這些事，實在是他們很難理解的。
在台東待久了，回到台北，對於參加光鮮亮麗的聚會，或一些公開活動，我開始出現很不適應的狀況。除了好友們的聚會，當餐敘的朋友人數多一點時，我就發現自己很難對他們的話題插上口，只好多半時間讓自己維持笑容，不斷點頭。
在台北時，我仍有一些演講、採訪、座談、餐敘……的邀約。「不接受，就會和這個社會完全脫節」，若是這個聲音出現，我就會說：「好吧！」；若是另一個「既然要脫離台北，就不要再和這些社交活動『勾勾纏』」的聲音出現，我就會很理所當然的說：「不要吧！」。在台北和台東之間的我，我指內在的我，在前三年這個蛹化的時期，常出現一些漂泊的不確定感。雖然過去，我喜歡旅行，也享受旅程中的漂泊感。但旅行的漂泊，最終仍有一個目的地，「回家」。
台北，逐漸從我生活中剝落、脫離。但台東的我，特別是前三年的我，雖然工作中自有愉悅，但工作之外，我還沒完全融入台東。一半時間在台東，許多連結，包括歸屬感，好像也是一半的。
我成為「台北與台東之間的漂鳥」。我的工作心態和方法也逐漸分裂成二半。
台北的我，工作上仍然和同事們一起訂目標、討論計劃、盯品質。我還陪工作夥伴們一起參加「領導與溝通」、「WBS」、「MECE」的培訓課程。台東的我，和部落的族人、鐵花村的夥伴，我就用比較「鬆」的方式，多半是「聊」的、「聽」的、「討論」的，來和他們「共事」。在參與嘉蘭村災後文化重建的過程，有一位夥伴因為用了很嚴格的標準要求部落媽媽的手工藝成品，引起部落的小反彈，就被我踩了煞車。台北的工作夥伴知道了，一度對我的「分裂」，不理解。「妳對台東太『nice』了！」、「妳對鐵花村太鬆了！」
但一回到台東，不論是台東的朋友，我常去的小商店，部落的族人，都仍然覺得我「太急了」。「在台東，妳要融入並配合他們的步調和速度。」在地的朋友異口同聲地說。
原住民的好朋友，如巴奈、那布，有一次坐在鐵花村的木椅上，笑著說，我很像是「仙女」，因為：「妳來三天，『飛』走；四天後，再『飛』來。而且常常在台北，用『仙女棒』東點點、西點點，隔空辦公。」
「這不是仙女，是什麼？」如果只是過客，或旅人，我可以如詩人所形容的，在工作之餘，只要享受漂泊的浪漫：「在所有路上等待，美不勝收的林川之富麗。願此時無心燦爛，在憧憬之星面前，永不褪色。」
在台東的最初期，我也曾以這樣的心情，盡情地享受台東的林川富麗，希望眼前無心的燦爛，永不褪色。隨著在台東的時間愈來愈久，當我在台東開始以著「台東人」的心情工作和生活時，我知道，我已不想成為漂泊的人，我仰望的不是憧憬之星，而是腳下的落根之土。
我開始凝視台東，她，會是我心中那個「鄉居夢」的「家」嗎？
作者：徐璐
畢業於淡江大學英文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人。
22歲創辨「大地生活」月刋，10期後以負債壯烈收場。擔任「新新聞」週刋創刋總經理。自立晚報副總編輯，負責「面對面」人物專欄及國際採訪。1987年，與李永得成為兩岸開放解禁前，第一個赴中國大陸採訪的記者。1994年和文化界，企業界朋友共同創辦「台北之音」電台。2000年開始擔任中華電視台副總經理及總經理。2006年轉至非營利組織領域，先後擔任中華電信基金會執行長及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2009年開始在台北—台東之間來回。現在多數時間在台東，自我認同是「台東人」。
出版：天下雜誌
書名：我的台東夢
目錄：
（序文）
1、蔣勳 擁抱台東
2、林懷民 徐姐好!
3、嚴長壽 實踐者的身影
4、侯文詠 盛開的花朵
5、張念陽 台東，讓幸福不再是想像
一、離開台北，到鄉下去
／從四十六歲開始嚮往及追尋鄉居生活的心路歷程／
1、向右走，留在台北；向左走，到鄉下去
2、宜蘭的鄉居夢
3、回到原點
二、當台北人來到台東
／台北人初到台東，總是「急」的經驗／
1、當台北人來到台東
2、台北人的「台北味」：急
3、在台東與台北之間
三、生活在台東
／寬闊的台東，單純的台東，帶來了安定與放鬆／
1、台東初體驗
2、生活在台東
3、鐵花村
四、移居台東的台北人
／遠離繁華，落土生根的新生之地／
1、朱平與陳郁敏的「鄉居生活」
2、「陽光佈居」的張念陽與陳慈佈
3、傻瓜菜園的熙熙與木頭
五、我與我的原住民朋友們
／流浪的青春，崎嶇的回家路／
1、原住民的流浪者之歌
2、胡德夫與巴奈
3、我的名字叫Cemedas
六、我的台東夢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