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碰上中國政策,須在繁榮與主權間抉擇。有關商業上的經濟利益容易計算,但出讓主權的政治成本,得用哪條公式才算得出來?
然而,取得繁榮途徑的代價,則是主權喪失的程度。當依賴成性後,一旦台灣的發展不能稱中國的意,中國可隨時關閉繁榮之路,讓台灣立時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因此,為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多的財富,我們願意付出怎樣的政治代價?
有關商業上的經濟利益容易計算,但出讓主權的政治成本,得用哪條公式才算得出來?
但這樣的困境並非台灣獨有。事實上,當全球貿易夥伴增加後,每個國家都碰到某種程度的外部依賴性;我們會問,台灣會變成中國的一部分嗎?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問,美國會變成墨西哥的一部分嗎?先別笑,當西班牙裔占美國人口的一七%,美國每年增加的人口有一半來自西裔,在不久的將來,上述問題將成為事實。
在美國,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好處引起激辯,更別提NAFTA(由美加墨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更讓部分美國人認為,他們遭到剝削了。
為了要進入中國市場,更廣泛地說,要扭轉台灣與全球貿易夥伴隔絕的情勢,究竟是要爭取成為美國主導的TPP會員國?還是加入以中國為首的CR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CREP目前僅是東協加三(ASEAN+3)自由貿易平台觀念的延伸。
台灣可利用美國和中國的競合關係,來提高本身有限的議價能力。若能同時加入兩個自由貿易區,那我們有可能搖身一變成關鍵角色。然而,這兩個協議雖然都還在研議階段,但台灣起步太晚,未來七至八年間,很難成為這兩大組織活躍的會員國。
一個立即性的選擇是,運用台灣成為一個或多個最近熱門的自由貿易區,作為與上海自貿區的商業介面;這會是一個「乾淨」、「消毒」過的管道,藉此可獲得有限整合的益處,而且還不必讓台灣的政體暴露在北京的威嚇之下。問題在於,雙方的自貿區成效還未可知,也許還要好幾年的規範調整,才會做出成績。
但以上的任一選項,都會影響繁榮和主權間的平衡;這些在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協商時就應被充分討論。然而無法取得立法院認可的協議談判與文書簽署,只會讓我們更綁手綁腳,與中國如此,與其他貿易夥伴亦如此。如果相關條約無法獲得立院通過,像先前的ECFA和美牛協議,那麼,將不會有任何一個貿易夥伴,願意再與我們進行任何協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