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碰上中國政策，須在繁榮與主權間抉擇。有關商業上的經濟利益容易計算，但出讓主權的政治成本，得用哪條公式才算得出來？
然而，取得繁榮途徑的代價，則是主權喪失的程度。當依賴成性後，一旦台灣的發展不能稱中國的意，中國可隨時關閉繁榮之路，讓台灣立時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因此，為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多的財富，我們願意付出怎樣的政治代價？
有關商業上的經濟利益容易計算，但出讓主權的政治成本，得用哪條公式才算得出來？
但這樣的困境並非台灣獨有。事實上，當全球貿易夥伴增加後，每個國家都碰到某種程度的外部依賴性；我們會問，台灣會變成中國的一部分嗎？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問，美國會變成墨西哥的一部分嗎？先別笑，當西班牙裔占美國人口的一七％，美國每年增加的人口有一半來自西裔，在不久的將來，上述問題將成為事實。
在美國，ＴＰ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好處引起激辯，更別提ＮＡＦＴＡ（由美加墨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更讓部分美國人認為，他們遭到剝削了。
為了要進入中國市場，更廣泛地說，要扭轉台灣與全球貿易夥伴隔絕的情勢，究竟是要爭取成為美國主導的ＴＰＰ會員國？還是加入以中國為首的ＣＲＥ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ＣＲＥＰ目前僅是東協加三（ASEAN+3）自由貿易平台觀念的延伸。
台灣可利用美國和中國的競合關係，來提高本身有限的議價能力。若能同時加入兩個自由貿易區，那我們有可能搖身一變成關鍵角色。然而，這兩個協議雖然都還在研議階段，但台灣起步太晚，未來七至八年間，很難成為這兩大組織活躍的會員國。
一個立即性的選擇是，運用台灣成為一個或多個最近熱門的自由貿易區，作為與上海自貿區的商業介面；這會是一個「乾淨」、「消毒」過的管道，藉此可獲得有限整合的益處，而且還不必讓台灣的政體暴露在北京的威嚇之下。問題在於，雙方的自貿區成效還未可知，也許還要好幾年的規範調整，才會做出成績。
但以上的任一選項，都會影響繁榮和主權間的平衡；這些在ＥＣＦＡ（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協商時就應被充分討論。然而無法取得立法院認可的協議談判與文書簽署，只會讓我們更綁手綁腳，與中國如此，與其他貿易夥伴亦如此。如果相關條約無法獲得立院通過，像先前的ＥＣＦＡ和美牛協議，那麼，將不會有任何一個貿易夥伴，願意再與我們進行任何協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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