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只要一箭：馬總統的領導力

一向受到國人尊敬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出席二○一三年台積電股東大會時，講了大多數台灣人民心坎裡的話。張董事長老當益壯仍站在第一線衝刺，更關心台灣的未來。他大聲說出，台灣必須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三箭，才會有轉機。

最近安倍三箭廣受矚目，為什麼安倍的改革會引來台灣人共鳴？首先是台、日的高度連結，一九八○到九○年那十年，台、日關係是高度連結的。我在八四年進入財訊集團工作，有機會向《財訊》創辦人邱永漢先生請益，邱先生告訴我，日本崛起的新趨勢一、二年後就會在台灣出現，邱先生由日本看台灣，抓趨勢總是十拿九穩。

八○年代日、台幣升值 股市、房市皆暴漲

一九八五年《廣場協議》之後，日圓邁向升值之路，那一年，台灣爆發十信金融風暴，很多人對台灣信心崩潰；不過，台灣從八六年起，新台幣兌美元從四○．六，緩慢升值到一九九二年的二四．五二，日圓升，新台幣也升。升值帶來的熱錢效應，讓日本與台灣的股市與房地產暴漲。

在一九八○年代，日本股市從六千多點起漲，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日那一天，日經指數漲到三八九五七點；台灣的股市則從六三六點漲到一二六八二點。日本的房地產漲到號稱「一個日本可以買下四個美國」；台灣的房地產則幾乎漲了十倍。

九○年代之後，日本卻陷入泡沫經濟的調整，台灣也難倖免。尤其到了九七年，台灣房地產崩跌，很多房地產大亨破產，日本進入失落的二十年，台灣也陷入困難調整，整個八○年代，台灣的經濟腳步是跟著日本走。

不過到了九○年代，台灣成功轉換節拍，台灣的電子代工業崛起，在那個年代，誕生了很多電子新貴，台灣緊跟著美國高科技的十倍速成長節拍，到今天為止，台灣的電子業仍是產業的主流。而近十年，台灣又轉換節拍，抓到中國巨大成長商機的商人崛起，像康師傅魏家、旺旺蔡衍明、中國大潤發尹衍樑。

台灣每一個十年就創造一個新崛起的產業主流，但日本從九○年後，隨著日圓狂升，幾乎陷入昏睡狀態，現在好不容易有了安倍出來改革，一個領導人可以讓昏睡二十幾年的日本重新燃起新希望，安倍當然會成為全世界共同討論的話題。

從去年九月，日本民主黨籍的首相野田佳彥宣布解散國會重新選舉，安倍重出江湖當選新首相，立刻取得改革的正當性，大力引導日圓貶值，他的三支箭之一，主張採取積極的財政擴張，全力要讓日本從通縮走向通膨。

安倍射出三支箭，支支精準有力，於是在很短期間內，日圓兌美元從七七．一六大幅貶值到一○三．七三，日經指數從八四八八．一四點大漲到一五九四二．六點，短短半年之內大漲了八成，一直到這次柏南克出來喊話暗示ＱＥ（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要逐漸退場，日圓貶值、日股大漲才告一段落。

台灣與日本共同走過八○年代，安倍可以攪動昏睡二十幾年的日本，當然大家也期待馬總統能領導台灣扭轉乾坤。

馬總統推出政策總是「先求有，再求好」，朝令夕改，導致民眾對領導人信心崩盤。

(攝影/林煒凱)

安倍三箭支支精準 馬政府改革頻頻失焦

在過去，日本一向是短命內閣，首相的民調經常徘徊在二、三○％，甚至更低， 在短短半年之間，安倍竟能博得日本民眾七六％的高支持度，甚至超過二○○一年上台的小泉，這是十分不可思議的事。

然而，馬英九在一二年一月十四日連任總統，上任後以改革為己任，強調追求歷史定位，但回頭看過去這一年，其改革頻頻失焦，每每引來更多民怨。原因是馬總統愛名，為改革而改革，但每次改革都讓改革失焦。

從馬總統上任一年多來，我們看到很多爭議性的改革都是如此，一是證所稅，這是一個極具敏感的話題，過去半個世紀，台灣開徵過三次證所稅，每次卻都變成災難，最後都喊停。這項在被視為最英明睿智領導人的蔣經國、李登輝時代都辦不到的事，到了馬總統手上，只憑幾個學者、民代，就草率上路，後果當然可想而知。

證所稅推動之初，很多企業界大老期期以為不可，但是，馬總統堅定訴求公平正義，全力推動證所稅，結果這一年來，股市成交量萎縮，政府的證交稅大減，一年後不得不改弦易轍，主動拿掉八五○○點的天花板，一般散戶不再課稅，只針對一年進出逾十億元的大戶加課千分之一的證所稅。

證所稅更改了遊戲規則，遺憾的是，台灣股市榮景已回不來了。一位券商總經理說，跑的跑，散的散了，人死了，從墳墓裡拉出來又有什麼用？過去在台灣，內資與外資原本就有差別待遇，很多大戶、中實戶也許是缺乏人脈，或是語文不靈光，並沒有積極把錢匯到境外，這次為了逃避證所稅，很多大戶、中實戶搖身變成外資，才知道變身外資有很多好處，於是出去的錢再也回不來了。

這幾年，台股量能的流失是很可怕的。九○年代，台股成交量經常是港股的十倍，但如今經常是港股的四分之一。例如，六月十三日台股在大跌中爆出八九六．九六億元「大量」，那一天香港股市成交量是八七七．四一億元港幣，香港用港幣計算的成交量與台灣用台幣計價的成交量相差不多。而當天深圳股市成交八一○．四九億元人民幣，上海股市成交七九七．一四億元人民幣，明顯可以看出台股邊緣化的危機。

一個證所稅的折騰，立刻讓台股在兩岸三地市場變成「小咖」，而且，券商生存不易，只得不斷裁員，營業員流離失所，只好轉換跑道。更可怕的是，股市失去活力，也影響人民對未來的期望，嚴重影響民間消費與投資信心。

政策草率上路變來變去 人民無所適從

今年當大家看到證所稅弊端四起，馬總統又確立證所稅「只修不廢」的原則，從馬總統到證交所董事長、財政部長，他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先求有，再求好」。我每次聽到這一句話，總是「熱血沸騰」，馬總統在○八年以高票當選，成為二三○○萬台灣人共同的希望，但是為什麼愈做民調愈低？問題就出在這種心態。

安倍之所以受肯定，與他在○六年接下小泉棒子，一年做不好就「落跑」，形成強烈對比，主要關鍵是安倍這次有備而來。安倍的目標很清楚，意志很堅定，讓人民看出他的領導力；他主導日圓貶值態度十分堅決，全力要讓困在通縮的日本翻轉成通膨，態度十分果斷，因此一出手，就能撼動暮氣沉沉的日本。

馬總統高舉改革旗幟，也努力追求歷史定位，可是他忘了歷史定位是別人給的，改革必須有縝密思惟，一旦目標、手段、方法定調，堅定執行，絕不再改變，怎麼能先求有，再求好？

這一年來，證所稅先求有再求好，之前打房也祭出奢侈稅，預估課到一五一億元的奢侈稅，結果只課得五十一．六七億元。奢侈稅原本是為了壓抑房價的，但是奢侈稅即將屆滿兩年，卻沒有課到多少，倒是房市成交量不見了，而要命的是，這兩年房市「價漲量縮」，當初為抑制房價的目標沒有達成，政府少了大筆稅收，現在奢侈稅屆滿兩年，同樣是老調「只修不廢」。

這種「先求有，再求好」的案例，最近也出現在《會計法》的除罪化，最後引發軒然大波，朝野立委才又聯手覆議打回原點。另一個是十二年國教到底要不要「排富」，原本斬釘截鐵說不排富，後來又改成高職不排富，高中要排富，政策像變形蟲一般變來變去，人民當然無所適從。

我記得在李前總統時代，很多重大爭議政策，他總是有一組智囊團隊，仔細沙盤推演，甚至決策前放話，試探外界反應，彙整各方反對意見，最後一旦拍板，絕不再貿然改變，這是領導力的要件。但是馬總統是先有改革之名，祭出之後發現政策窒礙難行，只好自行修法，人民一看，馬總統的政策會轉彎，領導威信自然每況愈下，馬總統在任職台北市長時留下的「圓環改建」，就是一個慘不忍睹的個案。

其實，台灣並沒有那麼差，日本已陷入貿易赤字，台灣仍保有貿易盈餘；台灣的經濟成長雖下滑，並沒有到衰退的厄運；即使比起韓國，張忠謀董事長也同意我在《今周刊》八五七期刊載「韓國沒有那麼可怕」的觀點，韓國真正可怕的是三星，但是台灣憑著結合台積電、宏達電、鴻海到華碩的優點，仍有足夠的實力抗衡三星。

台灣實力夠又靈活 領導人有魄力才能突圍

況且，台灣與世界三大經濟強權美國、中國、日本都有連結，過去三十年，台灣先跟日本，後跟美國，後來抓到中國崛起機遇，台灣小、靈活好轉身，如果要找出台灣的三支箭，我認為當務之急是強化馬總統的領導力，像安倍一般展現魄力，馬總統必須要做的是，重新找到台灣經濟新的戰略目標，找出我們的新產業在哪裡？

此外，清廉不足以強國，必須調整仇商心態。韓國的三星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政府與企業互為一體，三星去年貢獻約八八六億元新台幣的稅給政府，三星的觸角伸展到全世界，等於是韓國國力也延伸到全世界。馬總統領導的政府，必須與台灣的企業家站在同一陣線，而不是扯後腿。

第三，是應該以開放胸襟讓台灣徹底走上國際化的通路，過去幾年，我們的改革總是做半套，像兩岸關係已大幅改善，但是，為什麼台商絡繹不絕跑到中國，台灣則只見陸客來台旅遊，卻遲遲不見陸資？原因是我們的管制過嚴。

像全世界已有一五八個國家都設立賭場，開放博弈產業，惟獨台灣，這麼小，還要限離島，甚至設有嚴得不近人情的管理條例。這種重重管制心態，縱然再給台灣五十年，台灣的博弈產業恐怕還是做不起來。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說，安倍有三箭，台灣可以有五箭、六箭，其實台灣的箭不必那麼多，最居中的靶心那一箭，就是馬總統的領導力，有了好的領導力，再用到對的人，便成功了一半。安倍當了一年「落跑首相」，以身體不佳為由，自請下台；從○七年以後，他自組一個智囊團隊，全力鑽研日本復興之道；這次他的智囊團隊紛紛浮上?面，最重要的是，他從亞洲開發銀行找回黑田東彥出任日銀總裁，全力貫徹他的改革意志。

現在安倍正在進行第三支箭的改革工程，難度開始上升，包括減稅、振興企業投資意願、加大基礎建設出口力道，還有發展未來明日產業。這其中最難的軟體工程，是日本過去二十年來，從個人到企業都在還錢，安倍必須讓日本人恢復借錢，積極消費。

馬總統眼前的一個難關是，為了公平正義的打房、打股，結果都打到量，房市交易量不見了，股市交易量也大幅萎縮，房市、股市沒有量，就像空氣中的氧氣稀薄，經濟發展的腳步變慢，自然會影響民間消費與再投資的意願，最後也會影響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成長。馬總統最重要的功課，就是攪動一攤死水的台灣經濟悶局。台灣只要一箭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