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運作仍沿襲「鳥籠式」地方自治觀念，中央要靠《公債法》修改草案防止地方財政失衡，恐怕無效。
該草案幾乎擴大了所有各地方政府的舉債上限，唯有財政狀況最佳的台北市，舉債額度被大幅刪減，也因此引起北市府反彈，成為修法的爭議焦點。
不過這個焦點同時轉移了社會注意力，使得《公債法》所凸顯的幾個財政制度問題，因而受到忽略，未免令人可惜。
第一個值得正視的制度問題，是利用《公債法》規範政府舉債上限，究竟能否貫徹財政紀律，有效防止財政失衡？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為不是每個國家都會立法限制政府的舉債上限。政府理財其實和民間理財不同。前者具有量出為入的特色，後者則是量入為出。
當政府基於公共政策需要，必須增加支出，但又沒有稅收支應，只有舉借一途時，往往不會因為舉債已達立法限制，就被迫放棄該項公共政策。因為立法設限的是政府，增加支出需要的也是政府。既然是自己給自己設限，那麼只要政府重新立法，放寬舉債限制即可。這種情況在我國已是屢見不鮮。事實證明，靠《公債法》貫徹財政紀律，難免力有未逮。
唯一例外的是歐盟國家。這些國家的舉債限制受到加入歐盟的集體決議所約束，不是個別國家所能單獨改變。但即使如此，歐盟至今對於歐豬五國的舉債過度問題，也是束手無策。
歐盟對於所屬國家的舉債限制，難以有效貫徹的尷尬情況，和我國中央政府限制地方政府舉債，卻難以有效約束地方政府，其實面臨相似困境。這個困境也是我國《公債法》需要正視的另一個制度問題。
不是每個國家的中央政府都會立法限制地方政府舉借。在完全落實地方自治的國家，地方政府舉債必須地方自己負責償還。既然地方自己負責償債，當然不需要中央政府操心，限制其舉借額度。所以美國聯邦政府不會限制加州政府舉債額度；但加州政府就算倒閉，聯邦政府也沒有義務要承接加州債務。
我國一九九○年代才通過省縣、直轄市等地方自治法。在此以前，中央政府係依據行政命令，推行「鳥籠式」的地方自治。此時中央掌控地方財政，也承擔地方財政平衡的責任。至於地方政府的功能，則是向中央爭取經費，滿足支出需要。所以中央政府才要透過《公債法》，限制地方舉借，以免過度承擔地方支出擴張的財務責任。
台灣在一九九○年代實施地方自治法後，所有中央與地方的運作仍沿襲「鳥籠式」地方自治觀念，以至於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至今糾纏不清。《公債法》亦然。
這個問題如果不能逐步釐清，我國的政府競爭力將很難改善。歐盟與希臘的財政關係，足以作為借鏡。
（本專欄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