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耗資五百億美元研發的生物醫學產業，只製造出二十多種新藥，平均每項新藥的成本超過二十億美元。這樣效益頗令人失望，主要是美國的臨床試驗制度，需要大量的病人參與，以致半數的臨床試驗大幅延宕；其中八至九成的延誤，是因為找不到足夠的病人參與試驗造成的。此外，參與病人的資格限制，也是導致費用大增，且難以控制的主因。
每年耗資五百億美元研發的生物醫學產業，只製造出二十多種新藥，平均每項新藥的成本超過二十億美元。這樣效益頗令人失望，主要是美國的臨床試驗制度，需要大量的病人參與，以致半數的臨床試驗大幅延宕；其中八至九成的延誤，是因為找不到足夠的病人參與試驗造成的。此外，參與病人的資格限制，也是導致費用大增，且難以控制的主因。
當前醫藥產業朝著生物學、基因重組過程製造的蛋白質，及個人化醫療方向發展，這樣的限制又將進一步擴大。再者，其他國家對藥品核准的相關法規，多以美國ＦＤＡ（食品暨藥物管理局）為基本架構，這讓問題更加惡化。因此若要創造一個減少病人參與、加快新藥研發速度的體系，有必要突破現行的法規框架。
《科學雜誌》（Science Magazine）刊登前英特爾執行長葛洛夫（Andy Grove）的重要文章，提出ＦＤＡ對藥品開發規範應限縮在安全性試驗的想法，並由開放大規模資料庫，追蹤病患對新藥的反應，來取代臨床藥效試驗。
新藥核准上市須經歷三個階段的臨床試驗。第一階段在檢視新藥的副作用或安全性；第二階段在檢測新藥的藥效和適當劑量；第三階段在比較新藥和現行療法間，何者為佳──本階段需要大量病患參與，甚至多達三千人，時間可能長達數年；這樣的試驗規模所需成本相當高。
依照葛洛夫的構想，第一階段的安全性試驗仍屬於ＦＤＡ的職責，一旦新藥取得安全性證明，病患便可經由合格醫師取得該藥品，而病人服藥後的反應，則應連同其病歷輸入資料庫，病患身分受生物辨識碼保護，資料庫可開放給合格醫學研究員共用。
該資料庫可追蹤病患對新藥或治療的反應，並可與接受其他治療方式，或未接受治療的患者進行比較；這些比對結果針對真正藥效提供深入的分析，會比當今的試驗過程要好。此外，科技將有助於資料加速比對，如果結果是負面的，也可很早就發現。隨著資料庫病患人數及治療時間的累積，這些資料亦可提供進行藥品上市後的比較性效果研究。
葛洛夫的觀念相當先進，具有極大的道德挑戰。但病患服用未經藥效試驗藥品的風險，應該不會比與當前耗時的藥品核准過程下，病患要在新藥發明多年後才能取得的風險來得大。此外，大量降低新藥研發成本的好處，亦可以彌補提早銷售未經過藥效試驗藥品的風險。
其實，葛洛夫的構想很適合套用在台灣。台灣有眾多合格的醫療院所能夠執行這類的生物辨識分析，也有為數眾多的高素質生技科學家；只要稍加放寬臨床試驗過程的規定，台灣廠商便可望發展成為生技產業的領導廠商，也可以成為以低價提供先進藥品治療的領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