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樁社交網路革命的勝利，是否讓我們過度誇大社交網站的威力？所有的泡沫從作夢開始，而真相仍難以看清。
近來二樁社交網路革命，突尼西亞和埃及的動亂，以及先前伊朗總統大選後的示威事件，不是被稱為「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就是被稱為「臉書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其實這或許有過度渲染這類社交網路媒體的影響力。
《引爆趨勢》（Tipping Point）作者Malcolm Gladwell便指出，像這種必須冒著生命危險參與的社會運動，若要獲得成功，參與者之間必須更緊密地連結。他還剖析，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一開始就是以網絡的形態組成，隨著組織的擴大，各大派系間的矛盾也愈來愈大。在結構上，這類網絡缺乏強有力的中央領導，而由內部各個次級組織各自為政，無A法透過正式的制度來仲裁內部爭議。這正是巴解極易遭到外界操控，且內部衝突不止的主因。
七○年代的德國，權力集中且造成實質威脅的左派恐怖分子，多數擁有一個階級分明的組織，擁有專業化管理及清楚的分工。他們滲透進各大學校園，透過制度、面對面的會議，建立起中央領導、信任與同志間的忠誠。當他們遭到逮捕偵訊時，很少背叛親密的戰友。反觀右派組織，多以非集中化的網絡形態成立，沒有嚴格的紀律，很容易就被外人滲透。一旦成員遭到逮捕，也較輕易就供出其他同志。
因此，當蓋達（Al-Qaeta）還是階級分明的中央領導時期最具危險性，如今，蓋達已經被迫解散為網絡組織，其傷害力大為降低。結構鬆散的組織較易取得資訊，但緊密型組織則較有助於達成團體目標。大部分的組織和運動中，七○％的新成員至少有一位好友已經參加該組織，這就是一種緊密的連結形態。
而現今的社交媒體使原本推動策略和紀律的組織，移轉至倡導應變和適應性；換句話說，社交網絡媒體只是一個平台，並沒有策動什麼活動，它只是讓激進分子更容易表達自己，但其言論卻很難有太大的影響力。社交媒體工具使既存的社會秩序更具效率，但並非是現有結構的天敵。依我之見，社交媒體降低目前中東地區抗爭的影響力，過去「激進分子」的定義是以其動機而定，現在則以使用的工具而定。
這一切都發生在臉書創下社交網路公司股價評價的新標竿之際。高盛認為，在全球網路公司中，臉書的價值僅次於谷歌，市值約八三○億美元，而臉書才七歲。全球每年廣告支出超過四四○○億美元，網路廣告二八○億美元，僅占七％，而且大部分由谷歌囊括。社交網路媒體讓廣告客戶更容易鎖定目標客戶，因而提升廣告支出的功效，成長空間還大得很。
不過，就像中東地區政治不安一般，我們是否也過於誇大這些社交網站的威力？這六億使用者的連結程度有多緊密？所有的泡沫都是從作夢開始，進而被期待沖昏頭，一時間，我們很難看出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