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在海外創造的財富，對台灣本地的就業、稅收、投資或消費沒有助益；因此政府該修改稅制結構，鼓勵企業將資本匯回台灣。
台灣企業負債占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在過去十年間大幅攀升，似乎台灣企業部門的槓桿操作，又來到高檔警戒區了。然而，若將企業負債金額，除以整體企業的總營收，該比率的趨勢在同一段期間內大幅下滑，尤其近五年來跌幅更大，顯示台灣企業負債仍處於極低的水位。
這種矛盾的結果，是因為ＧＤＰ僅計算母公司的營收，海外子公司和中國廠都未計入。這種現象有三大意涵。
首先，企業可以到處跑，但政府卻動不了，只能待在台灣。企業因海外的營業活動或租稅考量而設立海外子公司，並認列營收。
台灣政府日前考慮開徵能源稅，針對燃料或其他能源課稅，由於訴求減碳節能，社會還算能接受。開徵能源稅的另一項優勢在於，能源稅屬消費稅，所得可以移動，但消費則否。
此外，目前台灣還未開始課徵海外所得稅，但最低稅負制便是企圖對海外所得課稅。未來台灣的稅制結構勢將由所得稅轉為消費稅，近來證所稅或資本利得稅的開徵屢被提及，便可見端倪。
當然，消費稅的壞處是，窮人的消費占所得比率較富人為高，因此對窮人造成的負擔也高過有錢人；未來若要實施，政府應將這個因素考慮進去。
第二個意涵是，台灣已成為企業海外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此為負債占ＧＤＰ比重高，占總營收比率低的原因。雖然台灣銀行業海外據點不多，但企業仍可以運用台灣的資源取得融資投資海外。這並不是什麼壞事，台灣本來就該運用歷年來累積的大量資本，支持企業海外營運的成長，並取得掌控權。
大部分台灣企業的海外資產都在中國，因此ＭＯＵ（金融監理備忘錄）的簽署，是擴大台灣銀行角色的重要一步。我們須將簽署ＭＯＵ視為一個過程而非終點，這是未來許多協議的第一步；經由更多協議，銀行可以更有效率地擴大運用大量存款基礎，支持台商在海外發展，並為本身創造更多利潤。
最後一點，則是像台灣這樣的島國經濟體，ＧＤＰ數據反映經濟活動的指標性愈來愈低；如果企業所得的移動彈性如此之大，就某種程度而言，個人所得也是如此。因此，過去十年來，難看的經濟成長率與個人所得成長數據，或許只是表面數據而已，實際狀況可能沒有那麼糟；這也是為什麼股市的表現通常比ＧＤＰ好的原因。
當然，企業在海外創造的財富，對台灣本地的就業、稅收、投資或消費沒有助益，除非資金能匯回台灣；因此，如同我們不斷試圖吸引個人資本回流的態度，政府也該想辦法修改稅制結構，以鼓勵企業將資本匯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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