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之所以會做預測，是因為大家希望從他們口中聽到預測，但經濟學家擅長的是政策建議，而政策建議才是我們該在意的。
剛來台灣訪問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對於全球的經濟前景是否過於悲觀？他在台灣的演講中表示，儘管目前全球經濟似乎不至於重演一九三○年的景氣大蕭條，但卻也是此後最嚴峻的衰退。
大蕭條確實重創美、英及歐陸，只是各國受衝擊的程度與時間有異；且大蕭條畢竟只是針對相對區域性的影響，並未擴及全球。此外，日本在陷入失落的十年期間，幸好有歐美提振日本出口，拉了日本一把，即使是短暫的一把也很受用。不過日本失落十年期間，都還沒有像當前經濟環境來得糟；全球化讓最近的經濟問題，成為整個地球的危機，所有的經濟體同步沉淪，幾乎無一倖免，如今誰也沒有能力拉別人一把。
克魯曼的觀點具有一定的分量，他恐怕是第一位承認，即使是經濟預測專家，也只能看出一般性的方向而已；過去能成功預測主要經濟事件的人，如十多年前克魯曼便正確預測出亞洲金融風暴，卻很少能夠再一次做出準確的預測。這類成功預測，似乎靠運氣的成分居多，而非深思熟慮後的結果。
克魯曼的演講極具啟發，其結論也值得重視；但他對於經濟會進一步疲弱的預估，並非我們該關注的焦點。如果一味相信經濟學家的預測功力，只會讓自己深陷永無止境的絕望漩渦而已。
經濟學家之所以會做預測，是因為大家希望從他們口中聽到預測，但經濟學家擅長的是政策建議。當然，媒體會把焦點放在預測，所以對於克魯曼的悲觀展望，我建議大家不要太過苦惱。
克魯曼的政策建議才是我們該在意的。他對政府利用貨幣工具及產業政策，行保護主義之實提出警告。去年韓元暴跌，台灣便飽受「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r）貨幣政策之苦。台灣的ＤＲＡＭ產業立刻陷入生死關頭，面板產業也出現嚴重虧損。
不過克魯曼的警示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他說，政府以產業政策來救產業，這跟設立貿易障礙差不多，也與一九三○年代提高貿易關稅的作法沒什麼不同；他指出，這類貿易關稅課徵容易，但要廢除卻極其困難。全球真正撤除貿易壁壘，也不過是最近五到十年內的事而已，貿易全球化確保了強勁與普遍性的經濟成長，而這可是耗費了七十年的貿易協商努力，才達到的成果。
問題在於，一國政府在面對他國的挑戰時，該如何因應？三星利用弱勢韓元及本身的低生產成本，壓低ＤＲＡＭ的價格，藉機逼退其他同業；如果台灣政府不介入ＤＲＡＭ產業，三星早就成功技術擊倒台灣業者。雖然克魯曼的警告值得重視，但實務上可能很困難，對多數政府而言，也可能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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