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嘯的成因複雜，國家政策、文官體系、法律制度，乃至於社會倫理等，都有一定影響，企管教育只是其中一環。
金融海嘯，以及部分企業為追逐私利而危及整體社會的福祉，原因複雜，需要負責的不只是企管教育。同樣道理，過去經濟繁榮，企業蓬勃發展，也不能僅歸功於企管教育。例如，經濟建設的藍圖，需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構思國家當前及未來在「自由市場」與「計畫經濟」二者之間的比重，以及政府管制的廣度及深度。此一根本政策是否允當、是否明確、是否前後一致，皆攸關著金融產業發展的健全程度，而這些並非企管教育所能著力。
其次，國家施政需要健全而有效率的文官體系，例如在「金融監理」部分，若有強而有力的文官體系來監督、要求金融業在產品設計或交易方式上的風險控管，金融海嘯出現的機率必然大幅降低。而文官體系的效率與專業能力，也不應由企管教育負責。
第三是國家的法律制度。經濟活動的進行方式日新月異，如果國家能及時訂定合宜的法律，以規範金融業或整體企業界的各種新興經營模式，在執法上又能公平合理，則企業界投機取巧或損人利己的作法就會有所節制。而立法與執法，都不是企管教育的範圍。
第四，企業的行為，一部分固然受企管教育影響，但國民對「貪婪」與「奸巧」的態度，其實與文化傳統、社會風氣等密切相關。國民教育、媒體傳播，乃至於宗教活動，以及社會領導人物的行事風範，對社會倫理都有形塑作用。換言之，企業倫理是社會倫理的一環，而社會倫理或社會風氣等，並不是企管教育所能單獨負責的。
第五，典型的企管教育，旨在培養管理通才，至於與新金融產品有關的財務工程等，在企管教育中所占比重其實極為有限。因此，即使是新金融產品的設計與銷售出了問題，也與企管教育其他的領域或主題內容關聯不大。
總而言之，企管教育的蓬勃發展或部分教學內容的偏差，只能對金融海嘯負起有限的責任，正如同過去數十年經濟的高速成長，我們也不能聲稱企管教育是最大功臣，因為造成社會或人類整體經濟活動興衰起伏，背後有太多的因素。未能了解這些現象的複雜性，即率爾提出「企管教育要對金融海嘯負責」這樣的論點，未免過於簡化和單純。
如何防止類似金融海嘯之類的事再度發生，不能只檢討局部，而是需要大家從許多方面來一起努力。
（本專欄由司徒達賢、樓永堅、吳靜吉、李仁芳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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