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確保細節與品質能受到適當的關注,必須建立對失誤專業人員的懲罰制度,才可望改善專業服務市場的品質。
不久前我在台灣動了一個手術,獲得非常優良的醫療照護,當然,費用也相當低廉——尤其是和美國類似的手術費用相比。此外,手術的安排也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在加拿大或歐洲的健保制度下,進行同樣的手術,等待時間可能要花上數個月。
儘管我非常滿意治療過程,但是醫院方面對一些小細節仍不太在意,似乎暴露出制度與基礎設施的不足,以致無法維持較高的服務品質,對小錯誤與感染也欠缺「零容忍」(zero tolerance)的觀念。這些雖然都是小事,但卻可能引爆重大失誤。
美國之所以會有全球最昂貴、最優良的醫療產業,原因之一,就是非常活躍的醫療糾紛訴訟;這並不是美國特有的情況,世界其他地區都出現過醫療糾紛官司,但最大的差異在於懲罰性賠償的判決。在美國這類案件中,受害者可獲得數千萬美元的賠償,部分極端的案例,賠償金額甚至會超過一億美元。
不少人反對這麼高昂的賠償金,因為這些費用將轉嫁至高醫療費用與保險成本中,最終還是得由民眾買單。不過這類高額賠償,吸引了一些抽用成數高達賠償金額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律師,動用充分的資源積極打官司。
因為一時疏失而要付出如此高的代價,促使醫療產業無法容忍任何些微的錯誤。但若賠償金極低,民眾打官司的意願也低,這麼一來,醫療人員犯錯的成本低廉,也就不必重視醫療的細節。
這個概念對各行各業都一體適用,講究企業聲譽的金融業更是如此。美國投資人會對失去準頭的分析師提出訴訟,迫使分析師必須謹言慎行,對他們的投資建議負責,台灣也應如此才對。
基本上,活躍的侵權訴訟是確保最高品質與安全標準的最好方法。從市區的人行道至醫療服務,若任何疏失導致任何人的傷害或損失,受害人和律師便會採取法律行動。
為確保細節與品質能受到適當的關注,必須建立對失誤專業人員的懲罰制度,才可望改善專業服務市場的品質,進而提升消費者對服務的信心。此外,還可創造次要產業的發展,如法律服務與保險。
試圖透過租稅補貼等政策來發展醫療產業,並無助於改善服務品質;要確保醫療產業的成功,需要基礎建設與周遭環境的配合。
美國醫療糾紛的高額賠償固然不宜,但透過私部門來推動相關細節,將可大幅提升台灣整體的生活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