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台灣現況而言，遺產稅幫政府增加的稅收極其有限，但負面影響卻不輕，造成資本的大幅流失，每年以數十億美元計的金額流向海外。
不少台灣的朋友對於兩岸關係，不論是經濟、政治、軍事，甚至社會，幾乎一面倒地向中國傾斜而感到憂心不已。就表面上看到的一切確實如此，但是深一層看不見的部分，其實台灣還是很有實力的。
如果說中國的經濟優勢在於廉價勞工、土地等生產要素，以及彷彿需求無限大的龐大消費人口，和上兆美元的外匯存底；那麼台灣的經濟優勢又在哪裡？策略！優秀的法律及司法系統、開放的經濟體制，當然，還有民主制度。
眼看著資金及產業不斷西進中國，台灣除了捶胸頓足外，似乎也於事無補；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到能夠引進更多資金及高利潤產業的方法，以取代持續外流的資金及西移的產業。
近年來，台灣擁有一項優勢，不但勝過中國，甚至也勝過許多國家，就是革新的稅務結構。
我指的不是台灣提供最慷慨的產業租稅優惠或投資抵減措施；租稅優惠等稅制並非精準的經濟工具，雖然它可以刺激經濟成長，但同時也造成經濟的異常波動，更嚴重的是，侵蝕政府的財務基礎。
台灣最值得宣揚的稅務革新，便是兩稅合一制。台灣是全球惟一不課徵股利所得稅的國家，前提是公司已經繳交這部分的營利事業所得稅；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公司的現金股息收益率居亞洲地區之冠。
最低稅負制也是一種公平的制度，可以減緩部分因過去租稅優惠所產生的不均衡現象，讓稅基更趨穩固。資本利得不需課稅，也是資本形成的重要動力之一，也形成了台灣特有的「股票文化」（equity culture）。
政府課稅的目的，應該是為政府的服務，如國防、治安、司法、經濟基礎建設、公共工程及公共設施等，提供資金來源。不過從幾百年前開始，稅制還擔負起另一項功能，即是更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讓社會貧富不致過於懸殊。
雖然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實驗證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失敗的，但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觀察卻相當有見地。他早早便提及，當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後，最大的利益將由擁有最多資本的人所享受，而這些人再利用這些利益，累積更多的資本，直到最後，變成只有極少數的人掌控社會極大多數的財富。基於這些原因，馬克思預測資本主義將無可避免地步入崩潰境界。
證諸當前，全球已有不少國家出現這類現象，包括台灣的鄰居菲律賓，以及東南亞的印尼。
這些國家高達八成、九成的財富，集中在不到五％的人手中，富者恆富、貧者恆貧，長此以往，勢將形成社會不安的因子。
即使撇開社會公平正義的觀點不談，這麼高的財富集中在這麼少的人手中，對經濟又會造成何種影響？試想，比爾蓋茲能吃幾碗飯（或幾個漢堡）？能穿幾件亞曼尼？能住幾棟豪宅？開幾輛名車？少數富豪的個人財富，並無法形成刺激經濟的動力。那些財富極端集中的國家，通常都是經濟疲軟無力，或民眾終日操勞僅能餬口的地區；因為沒錢，人民無力消費，自然帶不起經濟。
當然前述是極端的例子，但是長期而言，如果讓資本主義自由運作，沒有任何財富重分配的機制，除了那些超級富豪外，資本主義無法滿足最大的經濟利益，更無法照顧到普羅大眾的需求。
為了避免噩夢成真，自由經濟社會便相繼發展多種手段，將富人的財富分配至窮人身上，以減緩資本主義的惡化程度，而遺產稅便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工具。遺產稅制立意雖佳，但是全球有開徵遺產稅的國家，政府實際徵到的稅收卻相當有限；因為通常只有二％的人口才達到適用遺產稅的標準。
話又說回來，這二％的有錢人，也都有能力找到合法或其他避稅的方法；因此，遺產稅其實很難達到財富重分配的目的。
一般認為，遺產稅是台灣資本嚴重外流的主要原因；台灣富豪們似乎很容易避開稅務機關的法眼，可以輕易地將資金移往海外，並轉至子女名下，卻不需繳交一毛遺產稅。我們可以合理假設，如果台灣沒有稅率高達五○％的遺產稅，這些富翁們就不必如此大費周章地避稅脫產了。
才不過幾年前，把財產移至海外也得不到什麼好處，因為國際上大部分的金融中心，也會對這些移轉來的資金課以重稅；但現在，香港、新加坡已相繼取消遺產稅，美國也很可能跟進，而這股趨勢已強力吸引台灣資金大量移動。
不止於此，目前財富管理業務已成為全球銀行業成長最快的領域。如果台灣把這些財富趕出去，連帶也阻礙台灣銀行業者發展財富管理業務；而台灣若還想發展成為國際或區域金融中心，少了這一塊，恐怕也只是癡人說夢。
討論稅制不能光看表面可能增加或減少多少稅收金額，我們必須探究更深的層面。美國前總統雷根在一九八○年代早期，採行所謂的「供給面」經濟政策。當時他認為美國稅率過高，影響人民的工作意願，而降低稅率可望提高工作誘因、激勵經濟成長，進而擴大稅基；用較通俗的說法，就是把餅做大。
果然，多數人認為，帶領美國脫離七○年代的停滯性通膨，並促成柯林頓主政期間財政預算盈餘，並創下二次世界大戰後最長的景氣階段，主要歸功於雷根的供給面經濟政策。
就台灣現況而言，遺產稅幫政府增加的稅收極其有限，但負面影響卻不輕，造成經濟資本的大幅流失，每年以數十億美元計的金額流向海外。
這種現象不但對財富重分配無濟於事，還適得其反；那些不是那麼有錢的人，在還沒享受到想像中分配的財富之前，已經飽受經濟不振的苦果——由於資本投資衰退，台灣的就業機會亦隨之減少。
政府課徵遺產稅的另一個效應，便是富豪大筆樂捐財產的風潮。許多有錢人因為對政府管理及運用財富的效率沒有信心，寧可捐出部分財產給慈善機構，也不願繳稅給政府。這點從遺產捐獻一直在慈善捐款中占極高的比重可以看出。
不過這種捐獻在台灣還未蔚為風潮；原因之一是，在台灣成立慈善機構仍相當困難，手續也十分複雜。
對台灣來說，較佳的財富移轉方式，或許是修法讓慈善機構更容易設立，使有錢人有更大的誘因進行大筆捐款。比爾蓋茲及華倫巴菲特已經捐出數以百億美元計的財富給慈善團體，這些金額遠遠超過他們原本應繳的遺產稅。
如果我們在意的是更和諧、更公平的社會，那麼又何必非把富人的遺產收到政府手中？相關法規的修訂，或許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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