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克很早就警告過美國人，以人口比率來說，美國的律師密度高於日本好幾倍，長期來看，會影響美國總體國力與日本總體國力的傾斜。
我自己兩個小孩，當年要選填大學志願。平常我自以為還算是開明父親，卻在這件事上畫上底線，任何科系都好，就是不要填政治與法律，不許越雷池一步。法政也者，當然也是偉大的志業，需要有高貴的心靈去從事。我自忖我的小孩資質平凡，還不如鼓勵他們去從事一些「造餅」的事業，為人群社會多添些福祉。法律∕政治人的訓練（至少在台灣），多傾向於「分餅」，而且說是「公平正義」地分餅。
年紀愈長，愈看清楚，所謂「公平正義」要看是對哪一階層。英國的保守黨、工黨，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至少都很誠實地說清楚、講明白，他們彼此之間對「公平正義」的界定是不同的，各有不同訴求的對象。最近細讀前經濟部常務次長尹啟銘博士的新書：《斷鏈——前瞻台灣經濟新未來》，更是加深我對「造餅與分餅」的感歎。
自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以降，過去台灣在這些「工程師」出身的「造餅人」領導之下，企業界與社會全民共同打拚，把台灣的餅愈造愈大。現在台灣在「法律∕政治人」出身的「分餅人」領導之下，企業與全民或惶惑或鬱卒或出走，台灣的餅有愈分愈小之勢。
軍事力量是外顯的國力，經濟實力則是內隱的國力，雖然「拚經濟」是當前政治人物喊得最聲嘶力竭的口號，但《斷鏈》書中卻以一句黑色幽默來揶揄，這句口號「就像電影早就下片的海報，留給人民的只是緣木求魚的無奈。」台灣經濟面臨「成長的極限」，除了政治體系之外，持平地說，產業的領導部門本身也不是全無責任的。
兩岸經貿的各種限制即使能夠完全消除，以當前產業領導階層的資源布局策略推斷，台灣的經濟也未必可以一飛沖天。因為正常化只是讓台灣可以和其他競爭者站在相同的立足點。要和日本、南韓、新加坡，甚至中國大陸競爭，台灣還是必須建立獨特的核心能耐與競爭優勢。
在產業領袖可以主導的領域，數字顯示二○○三年台灣製造業的附加價值率還是偏低，只有二三．八％，遠低於芬蘭的三○．三％，日本的三六．八％，而號稱高科技的資通產業更只有二二．六％，甚至比製造業平均值低，更不要提芬蘭的四一．六％。
對台灣各界一些滿腦子政治分化、分餅思惟的人，柯林頓當年與布希競選總統的那句精采文案「Stupid，It's Economy !」不知能不能帶給他們一點靈台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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