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點半，上課的鐘聲響起，謝志偉三步併二步地跑上階梯，深怕來不急給學生上課。這時的謝志偉看來溫文儒雅，很難讓人想像他是位一站在造勢場合就聲嘶力竭的主持人。
一直以來謝志偉都被視為是民進黨的中堅分子，也是主要戰將之一，但至今謝志偉依舊堅持不入黨，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很擔心不婉拒一進去就被當玩具。﹂
﹁其實，在我二十八歲以前，根本就是個大中國主義者，支持執政國民黨的中堅分子。﹂回憶起過去，謝志偉顯得有些無奈。
漁民之子的憤怒
在基隆出生的謝志偉，是個不折不扣的外省第二代。父親來自廣東潮州，剛到台灣時在高雄開個小吃店過日子。然而，因為父親海派個性不斷讓客人賒帳的結果，家裡的財務一日不如一日。和父親一起操持家務的母親，只好和父親商量，這樣下去，店還是關掉好了。謝志偉全家搬到基隆重新打拚，父親也開始過起漁民的生活，﹁所以，我常和別人說，我是在﹃漁︵愚︶民教育﹄下長大的。﹂謝志偉笑著說。
﹁我永遠忘不了母親凝視著父親買的收音機，唱著︿心酸酸﹀的景象。﹂謝志偉談到童年的故事，語氣時而戲謔、時而感傷。但談到在成年之後的經歷，他似乎再也忍不住顯現出他不滿的情緒，﹁當我拿到德國獎學金去念書，在柏林當地體驗到所謂的公民社會；聽到他們十七、八歲小夥子對於民主政治可以評論得頭頭是道，而自己全然不知，連小學生都不如時，我真正對我們的國家政府感到生氣了。﹂謝志偉說起他到德國的留學生涯，眉頭皺了起來，話也說急了，﹁我第一次看到二二八事件史料是在德國波鴻大學的漢學系，而他們系上的學生竟比我還清楚。﹂
遇見生命中的貴人
德國似乎和謝志偉有著難以割捨的關聯。在德國的求學經驗裡，謝志偉學到了當時在台灣所學不到的民主政治教育，而當時謝志偉在東吳大學德文系就讀時的系主任人稱﹁齊太太﹂齊馬惠蘭也是對他影響甚深的人物。謝志偉談到齊太太，話匣子好像關不起來一般地滔滔不絕。
﹁嘖！那一餐真是無比的美味！﹂謝志偉想起齊太太中午把他帶回家請他吃的第一餐飯，口裡忍不住的發出驚嘆聲，表情盡是感激也有些得意人生中有這麼一位良師。
由於父親在他大一時突然過世，讓謝志偉不得不負擔起自己的註冊費和生活費。然而，不停兼家教和打工的結果，讓謝志偉面黃肌瘦且常常精神不濟。齊太太了解他的情況後，馬上在中午時間把謝志偉帶回她在北投的大房子﹁蓬萊山莊﹂，煮了一頓非常豐盛的午餐，給謝志偉補身體，﹁之後，齊太太對我的關懷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她還常說自己是我的乾媽呢！﹂
謝志偉回憶，當時他考上輔大德文研究所榜首時，因為有獎學金的關係，經濟狀況好了許多，但齊太太仍執意給了他一萬元，作為生活或買書之用。他到德國念書時，同樣也執意要貼補他費用，﹁其實我到德國念書時，德國提供給我的獎學金比起他們當地人的薪水還高。﹂在謝志偉待在德國五年的時間，已經退休的齊太太每一年都會和謝志偉相約在德國火車站附近的一家﹁上海店﹂看看他，知道謝志偉沒事，一小時之後就會再搭下一班的火車離開。﹁齊太太可以說是我這一生的貴人。﹂謝志偉不只一次地強調著。
﹁三月學運﹂挺身而出
經過了在德國五年多民主意識的洗禮，一九八七年回到國內的謝志偉，對於台灣社會發生的一切，有了全然不一樣的觀看角度，特別是在政治這一方面。回國的前三年中，謝志偉儘管沒有立刻投入政治運動，不過，在東吳校園內，他和同學一起推動將教官趕出校園的活動，成了他回國後推動的第一個改革運動。﹁我就是要把軍人在校園中的勢力連根拔起。﹂謝志偉很不能忍受政府對學生思想上和生活上的控制和教育。
畢竟謝志偉敵不過內心對自由民主政治的渴求和吶喊。即使回國之後沉潛了三年，但當謝志偉在一九九○年﹁三月學運﹂，看到學生為台灣前途的付出時，他決定要和同學們在一起，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為了政治性議題站了出來。
當謝志偉下了決定，即刻展開行動。他背著借來的麥克風，在學校的走廊裡喊著，﹁東吳大學的學生們，我現在不是以德文系的系主任身分，而是以一個台灣社會的公民講話，老國代已經沒有任何的代表性，可是他們繼續在勒索我們，已經有學生站出來，我們不能讓他們那麼孤單……。﹂謝志偉這麼一號召，許多學生、老師紛紛加入了抗議的行列，謝志偉集合了兩輛公共汽車的學生，開始了他第一場公開性的政治議題演說。﹁那是當年啦，我現在可能已經沒有那種臉了。﹂謝志偉認為，年輕的熱情是很值得留念的。
看到台灣的希望
也就在三月學運開始，接下來的﹁行動一百聯盟﹂、﹁反軍人干政﹂等許許多的抗議遊行都能見到謝志偉的身影。而和陳儀深、許勝雄、李永熾等人一起籌組的台灣教授聯盟讓他開始正式和政黨有了接觸，身上民進黨的色彩也漸漸濃烈。台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想起當初一起合作的夥伴謝志偉，說到，﹁或許也是因為謝志偉當時很年輕，在行動和理念的堅持是非常積極的。﹂
然而，儘管謝志偉實踐了他某部分的政治理想，但因為過度投入參與政治活動，也造成了和家人岳父母的衝突。對於爭執的過程謝志偉顯得不願意多談，﹁但那都是過去的事了。﹂謝志偉認為，對於很多的外省人，他不僅是諒解、體諒，甚至還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們都是很好的人啊！﹂而當年的夥伴陳儀深頗能體會謝志偉的辛苦，﹁當時我們其實都能感受到他的壓力，也夠難為他的，夾在家人和理想的掙扎裡。﹂
﹁阿扁仔當選！阿扁仔當選！﹂看著台下萬人攢動，不斷高聲吶喊的民眾，在二○○○年總統大選前一天，陳水扁﹁百萬人站出來﹂最後一場的造勢場合裡，謝志偉掉下了眼淚。
﹁因為我覺得台灣有希望了！﹂有過上百場演講和主持經驗的謝志偉很難抵擋民眾的熱情，也很難讓自己忘掉當初自己的堅持和使命。回憶起四年前的往事，謝志偉覺得，那是他參與政治活動多年來很難忘記的場面。﹁因為台灣人在那一刻是團結起來了。﹂
潦下去愧對妻女
一九八七年回國，至今已過了十五個年頭，謝志偉雖然至今仍未接受任何官職，但他在台灣社會對於政治投注的心力，從來沒有減少過。﹁從事政治活動這些年來，我最覺愧疚的就是我的太太和兩個女兒。﹂謝志偉想起當年三月學運時太太抱著大女兒來廣場看他時的情景，他，嘆了一口氣。
謝志偉坦言，這幾年來虧欠家人很多，甚至，還會有關係緊張的時候，但若問他是不是可以為了家庭放棄所有的一切，他的表情就顯得為難了。是因為把台灣前途放在人生排序的第一位嗎？謝志偉點點頭。﹁我潦下去了。﹂謝志偉回答得很乾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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