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賣案是台灣金融的一個黑點，如果不提出改善之道，黑點將成黑洞，吞噬所有努力成果。
相信這家法律事務所也不能否認，他們的內部監控制度確實有很大的缺失，可是政府在這個案件中該負什麼責任？就像美國發生了恩龍事件，除了恩龍本身外，美國政府要負最大的責任，主管機關怎麼可以讓這麼一家大公司發生這種醜聞？除了公司內控不佳外，是不是國家的內控機制也有毛病。同樣地，台灣政府內控也有問題，才會讓金融恐怖分子在自家裡頭執行股匯市攻擊計畫，甚至還出現洗錢現象。
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怪東怪西誰都會，但是於事無補。只是每出一次狀況，我們總要確實檢討改善，以堵住漏洞，避免再出現同樣的過錯，這才是正確的作法。
據目前所知，這件盜賣客戶股票的案子，是國際大客戶將大批聯電股票委託法律事務所保管，也許也委託事務所代為進行買賣交割事宜。這便給與有歹念的人有可乘之機，堂而皇之地盜賣交割、取款洗錢、匯款潛逃，一氣呵成，十分專業。
從源頭談起，為什麼法律事務所要保管受託客戶的股票？股票業務並非法律事務所的專長，為什麼國際客戶要委託法律事務所辦理，而不委託證券金融相關機構管理？
這個案子應該是過去台灣尚未開放外人投資時代，少數策略性外資投資國內公司的例子；當時各個僑外投資的條件不一，都是個案處理，既不公開，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投資方式和條件也不盡合理。
還記得我初到台灣霸菱任職時，當時霸菱一位海外客戶自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國際金融公司︶手上買下大批遠東集團的股票。IFC 是世界銀行集團的成員，主要任務是以借貸、股票投資、擔保等形式，向發展中國家的私營公司提供融資等，進而推動私營部門的發展。IFC 當初便以這種方式取得遠東集團的股票，後來出售給霸菱的客戶，而這批股票的保管，便成為我上任第一天到離開台灣霸菱為止，最讓我頭疼的事。
這批股票本來放在一家外商銀行的保管箱裡，這家外銀的總經理告訴我，由於這批股票是以策略性投資方式取得，所以在台灣不能過戶，只能擺在那裡。多可笑的理由，但事實就是如此；彷彿弄倒了圖書館的書架，你就只能呆呆地看著滿地狼藉，束手無策，不知從何著手。
後來中央銀行對銀行進行定期金融檢查，在保管箱裡發現這批﹁來路不明﹂的股票，因為這家外銀沒有保管有價證券的執照，霸菱只能領回另想辦法安置。結果我和外銀總經理兩個人就取出股票，一張一張地對著股票號碼辦理移轉。
領回後，總算找到一家知名的法律事務所，有資格受理保管業務，其過程就和這次遭盜賣的股票一樣。有一回我到那家法律事務所拜訪，看到他們保管客戶委託股票的方式非常粗糙，如果他們也發生盜賣或遺失股票的事，我一點都不會感到意外。
這批原本由世界銀行投資的遠東集團股票，在台灣竟然不能過戶，放在外商銀行保管箱裡又被趕走，實在有點莫名其妙。此外，當初 IFC 要轉讓這批股票時，央行還發函表示可以免稅，這時距股票發行已有十多年了；可是等客戶要賣股票時，政府又說要課稅，不但課稅，而且連十多年來的稅要一塊補。我們拿出央行的函說明，可是主管機關根本不理會。
所幸在這個關頭我離開了霸菱，終於丟掉了這個大包袱，也不知道後來到底補稅了沒有？
盜賣聯電股票的事務所，內部一定有問題，也將損及其在客戶心中的評價；但是不僅於此，台灣的每一家公司也都將因此而減低其價值。當恩龍出事後，外界普遍認為，連美國第一大能源公司都會搞這種飛機，其他公司如何讓人信賴？除非一家一家查帳，才能令人心安。這種不信任的態度，便削減了公司的價值。
今天，一家國際客戶的股票被台灣最知名的法律事務所盜賣，事情傳開了，其他國際投資法人要如何相信，台灣的其他公司不會再發生同樣的事？今天我若是台灣上市公司的負責人，一定會要求政府好好管理整頓，不然以後怎麼到國際上去找策略投資者呢？政府絕對不能漠視在這次事件的職責。
九一一之後，美國派遣大批財政官員到海外調查恐怖分子洗錢的狀況；當時我有機會和一位官員見面，他談到，美方認為台灣的金融防制工作仍不夠嚴格，也給與相當的壓力，要求改善。
洗錢的目的來自 Fungibility ︵可替代性︶，是要讓資產可以合法使用； 就像買咖啡時，拿一百元給服務員，他就無條件接受，頂多拿來照一下，看看是不是偽鈔。服務員絕對不會問你這錢從哪裡來，有沒有證明。但是現在美國或台灣領取或存入大額現金，都得出示證明，而且要向政府報備，所以大額現金漸漸失去Fungibility。
過去我在美林服務時，不少台灣客戶抱怨說，把錢存在美林，好像被當作恐怖分子般調查，問東問西，問錢打哪兒來，有沒有證明等等。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的錢能被美林接受，就表示你的信用已通過國際最高級認證。不過現在金融機構競爭激烈，太多銀行不願或不敢麻煩他們的客戶，而這將減低其他客戶對這些銀行的信賴。
而相關機構這等便宜行事的作法，牽涉到一個大問題，政府在其中究竟該負多大的責任？
在台北街頭人行道上走路時，不時有摩托車從背後呼嘯而過，如果因而發生事故，該歸咎誰？怪行人腦後不長眼？怪騎士不守規則？還是怪台北市政府沒有嚴格執行取締？政府不能推託人民不守法便可以免責；這就好像不管制槍枝，卻只是口頭禁止使用一樣，是十分不負責任的作法。
市政府難道不知道這種現象嗎？有沒有去調查為什麼會這樣？是不是設計或制度上有不完善之處？一定要等到官員自己或家人在人行道上被摩托車撞了，才會正視這件事嗎？如此，其他幾百萬市民的權益及安全又擺在哪裡？來台灣不久看到這個現象後，我就決定，萬一哪天我被撞的話，我一定告市政府告到底。
同樣地，政府在外國策略投資人的損失上，也應該負一定的責任；同時，這筆錢能這麼順順利利地匯出國外，整個系統也出了問題，要好好檢討才行。搞不好賓拉登已經利用相同的管道多次進出台灣的金融市場了。如果真的證實了恐怖分子透過台灣洗錢，那麼台灣金融改革的努力將前功盡棄；制度上對正派的投資人設下重重關卡，但是對一心走邪路的投機客卻大開放便之門。
台灣的金融要國際化、自由化，又要嚴防弊端，但是收放之間要怎麼拿捏呢？
人類幾萬年的歷史中，不是一開始便萬事 OK 的，而是經過多少次的嘗試錯誤而來。我們固然常常抱怨政府效率太差，但是他們不是不動，只是動作太慢，不符外界的期待；當然也有動作太快而出亂子的，如一下子開放十六家新銀行。
政府如果是在改革過程中而做錯，沒人可怪，因為一開始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是已經知道做錯了還不改，那就太不應該了。就像人行道上騎摩托車的事，沒有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有沒有人管。
而這次的盜賣案，政府應該立刻拿出解決對策。恩龍案發生後，美國國會立刻提出修正案，加速通過執行，除了防堵漏洞，也讓傷害降到最低。這些法案有沒有用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我們可以保留修正的彈性，而不是麻木不仁，毫無感覺。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還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學習，最重要的是，我們絕不能放棄學習的權利及義務。很多人嘲笑美國人動不動就打官司，我知道台灣人不鼓勵人們打官司，最好私下解決，不要把場面搞得太難看。問題是，這件事今天會發生在你身上，他日也會發生在別人身上，整個事情並沒有改善。
打官司沒什麼不好，有問題提出來大家知道，並用公開的方式解決，如此不好的制度才有改善進步的機會。
盜賣案是台灣金融法制開放過程中的一個黑點，但這如果不盡快徹底調查，提出改善之道，如早期國外策略投資者的股票過戶問題、股票保管方式、股票無實體化、大額資金流程追蹤等，這個黑點將擴大成黑洞，吞噬所有努力的成果。而政府若能確實檢討改善，那麼黑點便可擦拭乾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