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證券、投信、投資銀行等，比外資了解台灣企業，所以外資投資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再投資台灣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再投資中國；只要將這條生態鏈串起來，就有機會快速填補過去失去的工作機會，台灣的就業率便可以復甦。
前些日子，阿扁總統提出讓大陸台商企業返台上市的構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不過也預料會有各種反對的理由出現。尤其表面上，台商已把資金搬到中國設立工廠，這下再讓他回台灣掛牌上市，吸到資金再投資大陸，好像會讓資金外流的問題更形惡化。
我們要了解，目前台商投資中國的產業，毛利率大多偏低，如果將這些產業強留在台灣，反而讓台灣的資金鎖死在低毛利產業；不僅如此，勞力、土地等其他資源也都綁在一起，經濟無法轉型升級。
反觀日本，日本具有強悍的保護主義色彩，從政府到民間都拚命保護一堆美國早就外包的產業，不但龐大笨重的工業要留，下游加工產業也不願放；如今整個產業結構幾近破產，經濟難以再生。
有了前車之鑑，台灣若能釋出這些低效益的產業，不但可以在中國尋得第二春，而且台商因為語言、文化、習俗等淵源，又比其他投資中國的外商具優勢，可以延續台灣母公司的競爭力。
改變總是痛苦的。不少人要求產業根留在台灣，以為這樣就可以提高就業率。的確，將台灣工廠關門搬到中國去，會有不少人失業，但是經濟發展的步調從農業、工業，再到服務業；那些高喊要留著工業部門，不准搬到中國的人，也正是三十年前主張保護農業，排斥工業化的信徒。
一八一一年，英國的Ned Ludd發起反工業化運動，他認為引進機械、大量工業化的結果，必然造成大量失業人口；當時這樣的主張引起很大的回響，Ludd的信眾便被稱為Luddites。
假如Ludd當時的反工業化運動成功，英國就不可能成為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也就不會創造出十九世紀永不落日的大不列顛帝國。Luddites的手段十分激烈，破壞工廠、攻擊資本家，而英國政府也採取強悍取締，只要逮到Luddites，不是槍斃就是送到澳洲去墾荒，於是Luddites成了抗拒改變的代表。
除了產業轉型外，台灣企業主對於所有權及經營權的迷思也分不清楚；企業主認為，不掌握經營權，就可能會被吃掉，連所有權都保不住。
這種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一九三○年代，德國境內有很多有錢的猶太人，他們把錢存在瑞士的銀行，也買了瑞士保險公司的壽險；後來希特勒執行種族淨化，上百萬的猶太人慘遭納粹屠殺，這些喪命的猶太人當然沒有死亡證明，而瑞士銀行、保險公司也不承認客戶死亡，意圖侵占其資產及理賠金。
過了七十年，部分猶太人的後代與瑞士銀行打官司，瑞士銀行也漸漸將侵占的資產吐出來。儘管在動盪時期，猶太人的所有權未受到完善保護，但只要有完善的法令制度，就算七十年後，所有權還是可以討回來的。所以只要法令齊備，便可以讓資本主放心地投資。
為什麼要談這個？因為很多人以為把工廠搬到中國去，台灣就輸掉了！其實中國工廠的所有權仍在台灣人手上，沒什麼好擔憂的。至於所有權沒有流回台灣，是現階段台灣政策限制使然。
由於台灣在外交上的弱勢，無法與國際間有效交換資訊，並引渡經濟犯罪或逃漏稅的人，所以才會有掏空台灣、債留台灣的狀況；但在正常經營下，中國台商工廠的所有權，畢竟還是掌握在台灣人手上。既然如此，如果不讓台商取得成本低廉的資金以擴充營運規模，那麼中國台商的資產價值便會縮水，長期對台灣而言，反而不是好事。
台商投資中國有成，回台上市籌資後，再投資中國，看起來好像資金外流兩次，不過資金外流也不見得是壞事。台灣外匯存底一再創新高，這表示進入台灣的資金無法有效運用，若再不讓其流一些出去，一定會造成新的通貨膨脹及泡沫，而通膨高代表國內成本高，進而影響國際競爭力。如果國內不能有效運用資金，就應該讓其尋找更有效率的市場。所以台灣不愁資金匱乏，而該為資金泛濫煩惱。
大中華經濟圈的發展吸引國際投資者的興趣，包括企業及法人，問題是，中國國內市場對外資而言，很難觸及，而且沒有太大吸引力；中國的上市公司不值得投資，不但股價、本益比都高，公司管理的品質及能力也都不好。
另外，非流通的官股比率過高，只要官股一釋出，最好的情況是漲不上去，正常則是垮了。這樣的市場會好到哪裡去？而且中國經濟不透明，司法制度不可靠，所以國際投資者很難打進中國市場。
可是從另個角度看，中國有很多產業打敗美日歐等國際知名企業，尤其在電子產品、服飾及鞋類等，而這些產業正好都是台商的強項，所以對外資最有吸引力的，應該就是這些台灣公司。外資投資台灣公司，台商再拿這些錢去投資中國工廠，資金低廉又有效率，等於台灣提供有效率的經營管理，換取外資低成本的資金；這種運作模式已在進行，只是規模還不夠大，也還沒有完全浮上台面。
走過工業，下一步就是金融服務業，政府如果能開放這種通路及平台的話，不但對外資進駐台灣更具魅力，還可以刺激金融產業升級發展。台灣的證券、投信、投資銀行等，一定比外資了解台灣企業，所以外資投資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再投資台灣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再投資中國，只要將這條生態鏈串起來，就有機會快速填補過去失去的工作機會，台灣的就業率便可以復甦。
台灣的大學就學愈來愈容易，只要想上，幾乎都有大學可念，政府要創造一個環境，就是不要讓年輕人讀完大學後，還是只能選擇工廠裡的工作；要創造這樣的金融環境，就要取消QFII制度，讓資金的流動更開放。
雖然政府已經宣布要取消QF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但我認為，外資並不在乎三十億美元的限制，也許已經有幾家外資碰到上限了，但是要用其他名額也不是難事；政府也宣布將取消兩年內必須匯入資金的限制，這也不是大問題。
讓外資法人真正頭痛的是在申請手續上。要投資台灣就得申請，大部分的國際資金由資產管理公司管理，他們手上管理的錢與客戶不少，不是企業法人就是退休基金等；如果申請手續很麻煩，資產管理公司絕不願為投資台灣，而要求客戶將公司章程、組織系統等相關文件，及一堆資料翻譯成中文，然後只能投資總資產一％、二％的額度。
其次，多數市場是客戶向證券商下單，證券商再向交易所下單；然後是交易所向券商回報，券商再向客戶回報，十分單純；交易所只要和券商交手，與下單客戶一點關聯都沒有。但是台灣股市卻很麻煩，投資客戶還得把資料交給交易所，而交易所不一定看得懂，更不負責客戶風險的控管，徒增作業困擾。
也許主管機關已在研擬簡化申請手續，只是我尚未看到相關訊息。只要這部分不簡化，就會一直成為台灣資本市場國際化的大石頭。
台商可以透過TDR（台灣存託憑證）的方式返台上市，但是或許還有更好的作法。台灣股市現存的問題是，上市、上櫃公司太多，只要不是產業龍頭，就很難得到市場的注意；既然在資本市場募不到錢，不如下市算了。同樣地，如果中國台商一家一家地返台掛牌，也將步此後塵，整個市場都不堪其擾；而且也會造成投資人賣母公司股票，買中國子公司的股票的現象，造成反效果。
與其發生這種狀況，不如考慮開放讓母公司在台灣募到的資金，可合理合法地直接投資中國子公司，一則母公司的經營及資金運用更具彈性，二則母公司的規模大、經營穩定，投資風險比子公司返台上市要低。由母公司統籌集團的發展和資金調度運用，成為集團的控股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