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聽朋友問起，為什麼台商至今仍見不到一個類似韓國三星這種跨國公司，或是歐美多國公司般規模的企業？
近年台灣經濟嚴重衰退，內需市場大幅萎縮；內需不振當然也可以改靠外銷，何況台灣這三十年本來就是靠外銷起家。可是外銷的缺點是，行銷通路不易控制。
光靠出口很難掌握市場，有關產品設計、產能規畫與庫存水準都不容易控制。其次，外銷只賣成品，只要對手的報價比你便宜，很快就被取代。另外，外銷的毛利也很難控制，除非做的是獨門生意，否則只要有競爭者，客戶下單想怎麼殺價就怎麼殺。
不過不光只有台灣碰到這個問題， 即使韓國擁有三星、LG 這種國際級的大公司，但是他們失敗的案例也不少。而日本最知名的 SONY 和TOYOTA 雖然也非常成功，卻是最不像日本公司的日本公司。
嚴格說來，SONY、TOYOTA 是多國公司， 其產能、廠房遍布多國，主要的管理階層也如聯合國一般，各色人種都有。 SONY 的軟體業務，如音樂、電影和唱片都以美國為中心， TOYOTA 在日本以外地區的產能也大過母國，所以不能以血統純正的日本企業看待他們。
這些成功的多國公司可以跳脫日本經濟十年萎縮的悲情，主要是他們與日本的經濟關聯度低，甚至不以某個單一地區為主要業務重心。這麼一來，當某地的經濟陷入衰退，還可以從其他地區彌補回來。這類公司的成長穩定，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更能在對手受困於本國景氣不振之際，搶占市場占有率，形成良性的成長。
回頭看看，台灣公司連在台灣本地都很少見到大規模的市占率；深究原因，主要是台灣公司仍未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大小決策仍以老闆馬首是瞻，而非以制度或經營團隊為主。如果有幸老闆天縱英明，公司便有機會呈現三級跳的成長；萬一由阿斗老闆掌權，那下場就不堪想像了。
換言之，缺乏制度化，使得台灣的大公司幾乎與老闆畫上等號。當然美國也有如GE 的傑克威爾許（ Jack Welch ）、花旗銀行的桑迪魏爾（ Sandy Weill ），以及微軟的比爾蓋茨等，老闆和公司齊名的例子，不過畢竟是少數的特例。至於其他的大公司，像是可口可樂、P&G （寶鹼）的老闆是誰，多數人都說不出來，大家都只知道公司的執行長而已。
台灣老闆不習慣授權，凡是都得自己說了才算數，久而久之，員工也養成不承擔責任的習慣；有時候老闆不小心動了授權的念頭，可是一看到幹部忙著卸責的態度，又會認為經理人沒有承擔大任的能力；如此周而復始，便成為一個避不掉的循環。
往深一層看，當前的台灣，不但公司亟待制度化，國家也要制度化；因為當老闆要求幹部擔負起本身工作以外的責任，如對外談判、簽約等涉及法律規範的行為時，如果能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公司利益及談判者的權益，擁有清楚而透明的過程，彼此都能受到保障，員工也更願意承擔較艱巨的任務。
由於台灣在這方面的制度還沒有完全落實，商場夥伴一開始沒什麼共識及互信，所以才會一再強調「關係」的重要，沒關係就想辦法搞關係，到最後一定要雙方的老闆面對面談才能放心。不然就是藉著打高爾夫觀察對方的小動作，比如球品好不好？會不會在桿數上作弊？
這是真的！我發現美國人打球比較會作弊，因為美國的法令制度健全，就算打球少報桿數也只是個人行為，無傷大雅，也不影響彼此業務的合作。反倒是台灣朋友在打球時，都很誠實報桿數，因為制度不是那麼完備，所以和生意夥伴之間的互信，全賴一點一滴的小動作建立起來。如果少報桿數被逮到，恐怕沒人敢和你做生意了。
我要特別強調一點，雖然我是美國人，但是打球報桿數時，我可是和台灣人一樣誠實，絕不作弊。
公司只靠關係，而非制度擴大規模，再怎麼搞也只能在國內活動而已；關係做得再厲害，也不容易做到國外去，而且到國外搞這一套更容易吃虧。
台商不易發展成跨國企業的另一個原因，可能與文化，甚至宗教有關。多年前我在大陸拜訪一位台商，廠長提到經營管理上的困難；因為自共產黨解放大陸後，禁止宗教信仰，舉國成為無神論者的信徒。由於心中沒有神，所以做壞事只要不被「人」看到就沒事，因此員工特別難管理。宗教對人的價值判斷有很深的影響，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約束。
在台灣、日本或韓國，就算是晚上在街頭活動都不必害怕；但是在美國大都市的某些地區某些時段，就不該在外遊盪，萬一因而出了事，是自己活該，因為大家都知道不該這麼做。
西方人只相信一個上帝，上帝管理所有的人事物，因此有一個單一的制度和標準，包括人際關係、國際關係都有一套共同的準則在執行。可是因為上帝管轄的範圍太大太廣，所以在社會最底層的民眾因為叛逆性較重，便不太受到這套準則的約束，這也是為什麼歐美國家的犯罪率較高的原因。
至於台灣人，當四處無人的時候，是誰在背後監看你的言行？自己的列祖列宗，所以管理者所管的範圍就很單純。東方人堅信犯了法會讓祖先蒙羞，因而提供了很好的社會安全機制。不過也因此衍生了另一個現象──東方人普遍存有只要自家好，不管其他人的心態。
前述兩種信仰觀縱然各有優劣，但是台灣這種只顧自己的根深柢固觀念，很可能會讓台灣一直停留在中小企業的格局之中。
一樣是東方，日本又不同。千百年來，天皇制度一直維繫著日本政局的穩定，所以除了家庭觀外，整個社會還有一個共有的信仰寄託。另外，日本的經濟發展早，國民收入高，國內市場規模也夠，所以較容易建立跨國企業的基礎。
既然如此，難道台商就只能認命永遠當個中小企業？其實不然，台商還有開發大陸市場的路可走。台灣的制度在大陸比香港制度還容易被接受，因為香港受過英國統治多年，而且香港人在大陸不像台灣人受歡迎；另外，日本人、韓國人也不易被當地人接受，這都是台商在大陸發展的優勢。
大陸地區雖然更沒有制度，但若單從市場面著手，機會還是很大的。不過台灣企業到大陸發展，到頭來還是會受到老闆個人的才能、時間及健康的限制，使得規模大不起來。較可行的作法是，除了在台灣成立營運總部外，也當作管理總部中心，讓公司運作制度化、透明化。
至於大陸，則可視為台商擴大市場、達到規模經濟的地區；接著再至其他國家發展，成為跨國企業，進而成為多國企業。要成為多國公司，一要有制度，二要有基本規模，才能有效規畫資金、人才及產品；循著這樣的模式，達成多國企業的可能性就高多了。
台灣的家族企業制度行之有年，基於現實考量，不必一下子擴充太快，可以先從有把握的部分做起，再一步步擴張；但是真要擴大到跨國公司的規模，還是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才可能做到。
此外，大陸市場更缺乏制度，台灣過去的經驗可以沿用；但是在短期擴張的過程中，建立制度仍是台商長期制勝的關鍵。
（谷月涵的電子信箱： mrtaiwan@mrtaiwan.com.t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