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股市翻滾過的人大概都能理解，除了基本面、技術面之外，影響股票市場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是投資人的心理了。二○○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納曼（ Daniel Kahneman ︶的專長領域， 就在研究心理及經濟學間的相互影響；自卡納曼得獎後，部分的經濟學研究重心也開始轉向心理學的層面。
這也是消費者信心指數常常會不準的原因，因為有時指數往下掉，可是消費支出仍然表現不錯；但是當指數上揚時，卻對實質支出並沒有太大幫助。
股票市場是心理學與經濟實務間落差的另一個研究範圍。投資人通常會參考過去的情況，並將此視為標準狀況，所以當那斯達克在五五○○點時，誰說會掉到一二○○點，人家一定把他當作神經病；同樣地，如果現在預測那斯達克會漲到五千點，人家也會認為你瘋了。
十年前日本對其經濟狀況比現在還急， 當時的 GDP 成長率還在三％以上，股價在二萬點以上，銀行呆帳及失業狀況都比現在好；不過當時的日本人十分著急，擔心經濟一蹶不振。可是現在的日本經濟已經到了幾乎無可救藥的地步，日本舉國上下卻似乎還滿習慣這種狀況的。
心理面影響股市最明顯的實例還是在加速股市泡沫的成形。一九二九年，美國的多數報章讚揚這是一個新的時代（ New Era )， 充滿了許多新的發明及應用；如電力才剛剛進入應用階段，可以大幅提高經濟的生產力。七十年後的美國報章，雖不講新時代，但卻標榜新模式（ New Model )， 因為有了網際網路，彷彿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在網路上搞定。
當時有人也提出反向思考，網路雖然可以幫你訂披薩，但是卻無法送披薩到你家；在實體運送的瓶頸仍未突破前，網路真的只有無限的「想像」空間。當然這類言論在當時並不討喜。
八九年，不少台灣朋友告訴我，儘管加權指數已經從六百多點漲到一萬二千多點，但是台灣股票與國外是不一樣的……說這些話的人，平常看起來也很理智，竟然也會在市場氣氛高亢下，說出不經過大腦的話。
前面三個例子，在過了一年後，幾乎無一倖免，都遭遇崩盤的命運。其間的差別在成長的倍數；二九年的道瓊指數漲了七倍；九九年的那斯達克漲了八倍，八九年的台股則漲了十二倍；這麼看來，台灣真的和國外不一樣。
道瓊在二九年崩盤後，耗了十五年的光陰才重返高點；日本過了十二年的苦日子，目前還不時在創新低。學界、業者的人都很想了解，這些問題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其實歸根究柢，還是跟心理學脫離不了關聯。
日前看到報紙，一個名為 F4 的合唱團要表演，一大堆年輕人為了買門票而漏夜排隊；不好意思，過去我沒聽過 F4 的名號，所以不知道其迷人之處；但是我很確信的一件事是，就算 F4 再棒，也不值得迷戀到這種地步。這種案例過去從來沒少發生過，再搶手的樂團，過沒兩年就沒人理會了；不光台灣，美國、英國都一個樣，披頭四或貓王等算是少數的例外。
看完報紙後，我只有一個想法，迷合唱團是年輕人社會化的表徵，可是過了十年、十五年後，這群年輕人會是股票市場的主要投資者，現在他們迷的是偶像團體，以後迷的則是股票。
人從小開始，便在父母兄姊的引導下參與社會，等到年長，學習的對象便轉為同儕夥伴。這種成長模式並非不好，如果每個人都擁有強烈的主觀意識，整個社會結構會產生極為嚴重的混亂；但是價值觀若過於單一，便會失去個人的自我判斷，只會跟著群體行動。
團體與個人的不同之處在於，個人可以用腦筋學習，教他不能碰火，大概就不會去嘗試；可是團體則不然，告誡不能碰火，則非得被燙一次，有了深刻的體驗後，才知道火真的不能碰。不光如此，個人隱身在團體之中，往往會做出惡劣的行徑； 如二次大戰的納粹、日本軍閥，或是更早的 3 K 黨，這些人平常都不可能做出這種事，可是卻在團體意識下，幹下令人髮指的勾當。而股市也是在這一股力量下，呈現超漲超跌的走勢。
團體要有一個領袖，這個領袖不一定是最有能力的，但是要能代表這個團體的符號及象徵。最顯見的就是，合唱團的主唱不一定是音樂素養最好、歌唱得最棒的，可是卻一定是最上相、最「有型」的那一位。如果這時流行長髮披肩，那麼主唱就絕不能是小平頭；如果現在流行新的舞步，就一定要推舞技最熟練的人當主角。
前一波那斯達克狂漲， 美國股市多空之間也出了兩位代表人物， 一位是 Abby Joseph Cohen， 一位是 Chuck Clough，分別是高盛及美林兩大券商的王牌策略分析師。 Cohen 是永遠的死多頭，號稱多頭總司令；Clough 則自九七年就一路示警，總覺得美股漲太多了，崩盤風險不小。 Clough 不但在九七年看空，九八年看空，到了九九還是看空，連著三年的摃龜生涯，市場當然比較喜歡 Cohen，而不太甩 Clough 了。
不只市場不喜歡他， 連美林的營業員也愈來愈討厭 Clough， 因為客戶都被Clough 的空頭論調給嚇跑了。到了九九年底，Clough 被迫退休，美林終於拆掉了空頭警報器，眾營業員也大展身手，積極向客戶推薦股票──就在大崩盤前夕。
所以不論是哪一個市場，不管是哪一個種族，不論是散戶還是保守專業的法人，都免不了受到市場的催眠。
台灣股市與國外最不一樣的地方，主要還是不夠法人化。一九二○年代美國市場的法人比率不到兩成，到了六○、七○年代才反轉過來。不過七○年代以後的美國有一個更重要的制度變革，即退休金制度從過去的固定給付制改為固定提撥制。
在固定給付制下，企業承擔沉重的員工退休金準備，為求穩健，所以資金多放在公債、定存等固定收益的投資工具裡。固定提撥制只問足額提撥，因為沒有固定收益的壓力，形同對資金運用的解禁，退休基金開始湧向高報酬、高風險的股票市場。到了八○年代中期之後，美國更通過 401K 法案，由員工自行挑選資產管理公司協助管理固定提撥的退休準備金，美國基金規模大幅成長，進而影響股市參與者的結構。
可是 401K 也造成專業法人散戶化的結果。美國散戶買基金也得看績效，尤其短期績效更是投資基金的重要參考指標；所以號稱專業的基金經理人為了爭取新資金的進入，或者減少原有資金流出的速度，也不得不貼著市場短線脈動行事。在這種心態下，法人怎麼還會考慮長期策略、中期布局等等投資理念；以最短的時間做出績效，再吸取最多的資金，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
理財是很自我、很個人的事，別人的績效再好也與你無關，而你的理財成績不及格，旁人也只能聳聳肩安慰兩句，對你虧掉的錢也於事於補。投資股票不是追逐時尚，不必跟著流行走；做好該做的功課，多多了解自己的個性，再循著自己的計畫，一步步執行。相信《今周刊》的朋友在二○○三年就算不能賺到七倍、十二倍的報酬，大概也不會住在那斯達克五五○○點的大套房吧！
敬祝各位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谷月涵的電子信箱： mrtaiwan@mrtaiwan.com.t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