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北京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上，「中產階級」成了代表們的熱門話題之一。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首席科學家、全國政協委員牛文元，在接受官方記者採訪時，提出「中國培育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已成為當務之急」，經濟學家蕭灼基也表示：「未來十到二十年是中國中產階級形成的重要時期」。
由於萬潤南在八○年代中後期以民營企業家代表人物的形象出現，他以及四通公司的介入政治，引發了關於中產階級推動社會民主化的討論，這一討論在九○年代中期達到頂峰。當時正值「鄧小平南巡」引發中國經濟熱潮之際，非國有經濟成長異常活躍，在這種情況下，學界不少人提出中國需要一個中產階級，當他們的利益與國家利益形成衝突時，他們就會成為改革的推動力量。
但是，隨著改革戰略本身引起分歧，對於「中產階級」的定義、定位及歷史作用，也開始見仁見智。九○年代後期比較流行的觀點是，所謂「中產階級」｜｜那些高級白領與新富們｜｜大部分是原官僚階層成員，他們是利用權力和制度缺陷發跡的，因此從本質上講其實是反改革力量，八九年以後，所有有影響的民營公司都對政治與社會問題避之唯恐不及，更不要說支持反對運動了，這也使人們對中產階級與民主的關係持懷疑態度。
在我看來，對於中產階級在大陸社會轉型中的作用，不必悲觀也不必樂觀，中產階級現在在大陸還遠未形成氣候。牛文元提出，中產階級的形成需要五條標準，包括城市化率達到七成以上，恩格爾係數降到○．三以下，人均受教育年限為十二年以上，「白領」超過「藍領」等。大陸離這些標準還頗有距離，有可能成為中產階層成員的科技企業家、金融行業中高層管理人員、各類專業尤其是中介機構的專業人員、國外駐華企業的中方管理人員，和當下私營企業家中的一部分，總計起來在大陸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依然很小，即使再加上專業技術人員、商業服務人員等，也不會超過勞動就業人口的一五％，指望他們發揮巨大社會影響，還
為時尚早。
但是也沒有理由認定中產階級會長期與當局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中產階級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專業人士和自由職業者，如記者、律師、文化界人士等。這批人是人們口中思想最為活躍的一群。他們現在在大陸社會中已呈現出積極發表獨立見解的傾向，他們的活躍必將帶動整個中產階層調整自己與國家的關係。同時，當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逐步減弱之時，中產階級的「膽子」也會越來越大。因此，中產階級的社會作用仍然很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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