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十二月一日選舉落幕，台灣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多數觀察家均同意，這是台灣史上最自由、最公平的一次選舉，民主政體已經在台灣更進一步扎根。然而，這次選舉有何意義？對我們又有什麼啟示？
其基本前提是，台灣的民主化程度愈高、愈成熟，就愈少有國家敢大大方方地和台灣來往；中國大陸雖然始終宣稱擁有台灣主權，不過隨著台灣積極朝民主之路邁進，中國大陸的立場就益形尷尬，其對台灣主權的振振之詞也就益發顯得虛無縹緲，可是卻沒有一個國家敢指出這種獨特的情勢發展。
我們試著溫習一下民主ＡＢＣ；民主發展就是透過選舉過程，自然賦與民選的領袖某種程度的統治權；這裡要特別強調，是賦與某種程度，而非絕對的統治權。
一位地方首長怎麼可能擁有絕對的統治權？但在台灣，市政府或是地方政府的權限，以及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權限等議題，卻經常引發衝突。雖然如此，當民主的力量愈大，領導者的主權範圍也相對愈大。
一旦有了主權，接下來就是民族主義的觀念；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衝突即淵源於此，而兩岸的衝突就是其他國家，特別是民主國家與台灣之間問題的本質。全球民主國家怎能不為台灣在政治上同樣朝民主化發展而感到慶幸呢？
然而於此同時，這些國家也知道，隨著台灣的民主進展，他們必須接受台灣伴隨而來的主權意識。但是這麼一來，這些國家就會和中國有所衝突。中國不僅擁有廣大的潛在市場，更有其他利益可供這些國家擷取︱︱中國大陸對亞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早已無須贅言。
如果民族主義發展到極致的地步，接下來便很有可能發展成更為激進的族群主義。許多新興國家都要有其成立的正當性，也就是要有明確的特徵才能稱之為國家；地理上的分界當然是最明顯的差異，但單是地理疆界並不足以構成一個國家。許多國家不是擁有許多小島，就是由許多分離的地理區塊所組成；但也有許多國家則是共處於一塊完整的陸地上。
此外，構成一個國家的要素就是民族、語言或宗教。這些特質呼應了政治社會中較為卑劣的本質，換句話說，這些本質很容易受到政客利用。然而在全球化的趨勢，以及邁向資訊時代的潮流中，族群的分野愈來愈低，因此強調族群差異將會對社會產生破壞性的效果。
事實上，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其在互動頻繁且競爭激烈的全球經濟體系上，反而具備更強的競爭力。只要比較高度整合的美國社會，和由單一大和民族所構成的日本社會，便可看出其中的的差異。這個觀點雖然有種族主義的指控聲浪，但這也是因為多元種族並存的結果。
副總統呂秀蓮提倡台灣要採取「柔性國力」，可能是個不錯的方向；可是如果台灣真的要藉由「柔性國力」來爭取國際社會認同，那麼台灣就不應該讓族群對立糟蹋了我們得之不易的成就。
像台灣這種內部的族群問題，其實跟美國的種族問題沒什麼兩樣；在現今的網路虛擬世界裡，只要你能使用網路共同的語言，遵行網路裡的遊戲規則，誰管你是誰？同樣的，在現實的世代裡，具有不同族群及種族背景的人，當然都應該受到平等的對待。
而且在邏輯上，如果在台灣要嚴格區分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那麼本省族群還可以分為福佬、客家人和原住民，再往下細分，還有雲林、嘉義、台南、高雄……等同鄉會可以作文章；而客家人則有桃園、苗栗、屏東、台東等等。
外省族群要搞派系就更熱鬧了，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從新疆到山東，怎麼分也分不完。所以到了這個世紀還在搞族群對立的話，恐怕到最後只能分到剩下每個人自己各成一個「群族單位」，才算大功告成。這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不過有趣的是，在這當中又存在著另一個「兩難」。就許多層面來看，台灣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美國總統威爾遜厲行政治改革的情形一樣；當時歐洲帝國主義瓦解，許多亞、非及拉丁美洲等地區的殖民地多獲得解放。那些八十年前用在殖民地的價值觀，現在也適用在台灣身上；但是隨著歷史演進，當時的價值觀已經為人所淡忘。
時至今日，鮮少有人提及當時威爾遜所倡言的民族自決」，相反的，現在卻由「全球化」一辭取而代之；而台灣則在國家認同尚未確立之際，就被迫投入全球化的潮流。對於那些已經完全建立認同的國家而言，當然可以大聲疾呼倡議全球化的概念，因為他們早在進行全球化前，便已奠定了國家認同的基礎。而這就是台灣必須面對的民主化兩難。
民主制度的優勢在於它是循序漸進地深植人心，因此隨著台灣更深化的民主，政局的穩定性也將隨之提升，這正是許多人長久以來引頸企盼的。然而過去十幾年來，在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中，政局的穩定或許並非十分明顯，這是因為我們是從一個獨裁政體演進到一個民主政體；一旦民主制度真正落實，這其間的變化就較不容易察覺到。
對一個目睹選前充斥激情辭彙的政治觀察家來說，政局的穩定或許不怎麼明顯，但選前各政黨的慷慨陳詞往往較為極端，選後便會大為不同，也是很自然的現象。
一九八○年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雷根提出幾個相當激進的政見，包括在校園內舉行祈禱儀式、禁止墮胎、平衡預算的修憲，甚至正式承認中華民國等；這在當時是一項非常大膽的競選策略，因為美國政治一向走中間路線，沒有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敢採取偏離中間路線的立場。但雷根把極右派的政治主張當成總統大選的競選主軸，為其競選活動添加更多的色彩與煽情。然而，一旦當選後，雷根便從未再提及其競選政見中較為極端的政治主張。
很明顯的，民進黨也遵循著類似的策略，在選舉過程中採取了較為鮮明的政治立場，因此選舉過程在某些人眼中看來，可能是充滿相當極端主義的口號與政見，不過選後其實並不需要太過擔心。
台聯誕生後，民進黨更可以自由地往中間路線靠攏，只要台聯與民進黨能夠攜手合作，那麼台聯就可以發揮掩護民進黨的功能。至於政治光譜的另一端︱︱親民黨和國民黨間會如何演變，當然是所有人關注臆測的焦點；但是一旦台灣發展成兩黨政治，政局勢必會更為穩定發展。
如果我們從世界任何角落的經驗來看，真正穩定的民主政體都是那些實施兩黨政治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和德國；而那些國會最大黨被迫必須組成多黨聯合政府的國家，則多半有較極端的政治傾向，如義大利、以色列和南韓。南韓的聯合政府最近才解體，主要原因是執政黨以便宜行事的心態來籌組聯合政府，而非建立在一個共同的政治哲學基礎上。
因此，為了台灣未來長治久安著想，一個以政治哲學而非族群對立為基礎的兩黨政治，才是奠定安定、效能和獲得國際支持的最堅實基礎。
這並不是說絕對不會有族群的因素羼雜在內，在美國，非洲裔和西班牙裔選民傳統上支持民主黨，上層階級的白種人和亞裔人士則支持共和黨，因此如果我們說，完全不必考量族群因素則顯得過於天真。但是在外在挑戰已經夠多的情況下，我們就不要內鬥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