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報載，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宣稱要在兩年後交出共黨總書記的棒子，並指定由副國家主席胡錦濤接任，而江本人則繼續擔任國家主席到二○○三年初，並且將續任軍委會主席職務。對目前緊張的兩岸關係來說，一定有不少台灣的朋友樂見江澤民或是現階段的中國領導階層「輪替」，認為只要中國改朝換代後便可以緩和兩岸之間的情勢。對於這點我有不同的看法。
先把時間往前推個三十年，當時台灣與中國正處於國共不兩立的時期，我的一些台灣朋友當時就曾天真的想，如果毛澤東死的話，中國一定會動亂，到時台灣就有機會「反攻大陸」。可是毛澤東死了之後，大陸雖出現短期的不安，但是對台灣並不特別有利。等到鄧小平掌權後，兩岸開始相互交流，但是八九年發生天安門事件，鄧的作風似乎由開明轉而保守；當時又有人把希望放在鄧後中國權力的真空狀態，或許會給台灣更好的機會；結果江澤民時期是兩岸三十年來最緊張的階段。
從這裡看來，現在寄望後江澤民時代兩岸會特別的友好互動，顯然也是過高的期望。
反過來看，對岸從毛澤東而鄧小平而江澤民，不也一直把「統一」的希望放在台灣新一任的領導人身上；可是對他們來說，每一次台灣要產生新的領導人，他們就要失望一次，尤其近十年來，甚至到了快要抓狂的地步。顯然每一個階段的僵局很難靠領導人的更換來突破改變。
從這裡可以了解，換領導人不見得可以解決雙方的歧見；特別是中國方面，新領導人並不是由民主的方式產生，上任之初一定會有整合內部意見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之中，擁有太多的變數，除了大陸內部的不安定外，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台灣了。
我這個老外不方便談太多兩岸的政治問題，但是我願意用經濟的角度來觀察雙方的互動。台灣的新政府儘管眼前受到中國方面很大的壓力，但是與其希望這一任的中國領導人因為任內犯了錯或是被抓到把柄而下台，還不如期待中國的權力心能更為鞏固，並順利移交給下一代的新領導人。台灣的新政府應該盡力鞏固中國領導中心，因為唯有如此，兩岸的緊張氣氛才有和緩的空間。
這要怎麼說呢？我們看看江澤民掌權以來對的態度的轉變。一開始，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背書下，雖然權力還不是很穩固，但是卻沒有太大的威脅；後來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前提下，江的地位愈來愈穩定，對台灣也比較大方。可是到了九四、九五年間，江澤民的權力突然減弱了，原因是李登輝訪美，江在中南海遭到質疑，是不是過去對台灣太好了，於是接下來的就是導彈演習及一連串的緊張情勢。
當然並不是說台灣的動作是錯的，但是站在江澤民的立場來看，我想大家應該可以理解他及中國的反應。
江澤民的好處是至少他還講道理，對中南海的聲音也有一定的約束力；可是我們不知道他的接班人是不是還能擁有他的優勢？而且中國的經濟如果停止成長，或是成長的幅度不如預期，到時候其國內會不會有所謂的愛國派勢力抬頭，採取較為封閉的制度，排斥外國，當然也包括台灣，而萬一碰到這種狀況，處境最艱難的會是誰，我想台灣的朋友一定很清楚。
說到經濟成長， WTO 相當關鍵，美國對中國加入 WTO 似乎比中國本身還要積極，所以即使有美軍誤炸中國使館的事件，柯林頓還是積極拉攏推薦中國。因為入會後，中國開放的市場比美國開放的還要多，等於是未開發的資源比較多，所以小柯自然熱心有餘了。
全世界都在注視著中國的經濟成長，這十年來雖然中國的成長很快，這是因為去四十年她幾乎都沒有成長，基期十分低，所以很容易有高成長的成績；同時中國現在八％、七％的成長，是在趕上過去耽誤掉的時間。
不過經濟快速成長的背後，也有其負擔；當多數人預期有七、八％的成長時，如果實際只有五％的成長率，即使這個成績已經相當不錯，但是人民，甚至官方都會感到難堪和失望。
此外，中國在高成長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不小的問題。比如說，中國在多年專制政府體制下，銀行都是國營的，國營企業的最大毛病在於資金的分配不以商業經濟為考量，而是由政治的專業在配置依據，因此造成大量的資金跑到不應該去的地方，像是無力償債的企業或沒有效益的投資案。這種狀況聽起來有沒有一點熟悉的感覺？所以兩岸不是沒有交集，只是有時間上的差異。
四十年來累積的問題絕對不是小 case， 中國政府也知道問題所在，但是他們處理問題的方法是以國家的預算彌補銀行財務上的黑洞；可是政府卻因此出現預算赤字，所以就發行公債要求銀行購買。銀行當然不能不買，所以就用民眾的存款來買政府公債；另方面，銀行自己也有不小的呆帳……如果中國人民能了解整個金融系統的真實狀況，恐怕不敢再把錢存在銀行；所以中國的銀行體系是相當脆弱的。
銀行呆帳固然是個問題，但是還要和整體放款的情況做比較；如果以嚴格的標準評估，相信中國銀行系統裡應該有很多呆帳根本沒救了，遲早要打掉的。而要降低逾期放款的比重，還可以增加放款來擴大分母，尤其是優質的放款。此外還要減少國營企業的比重，因為絕大多數的國營企業都沒有效率，也多是財務的無底洞，更是銀行呆帳的最大來源。
北京當局近年來致力活絡經濟以維持高度成長，可是容易做的差不多都已經做了，像是建高速公路等基礎建設等；不過因為沒有規畫周邊的配套措施，所以基礎設施做好了之後無法發揮應有的效益，所以仍持續在賠錢，而配套的難度比主體設備更複雜，所以為了達到成長目標，只好繼續找新的基礎建設再蓋下去。
中國近幾年遇到的困難也不小，先是日本經濟壞了十年，接著又碰上亞洲金融風暴，中國的電子產業不夠發達，傳統產業的比重仍高，受到金融風暴的壓力也較為沈重。不過難得的是，經濟仍舊呈現成長的趨勢。
我們可以看到，金融風暴中，經濟出問題的國家大多是資金分配不符經濟效益的政府，而資金分配不洽當則是因為政治力量干涉了資金的配置；韓國如此，印尼更是如此。不過韓國政府的出發點是為了達到經濟規模而朝財閥化的方向發展，可是衍生出官員收賄的情況。而印尼則是領導人直接貪污，搞壞了國家的經濟。
對投資人而言，一百元成為五十元是少了五○％，可是五十元要回到一百元則是成長一倍，其間的差異相當明顯。而銀行的利差在扣掉稅之後，純利只有一～一．五％左右，一百元的貸款，一年只能賺一～一．五元的純利，只要吃一筆壞帳，就得做一百筆生意才補得回來，相當難賺。不過銀行因為錢來得容易，所以出去也很容易，如果沒有專業的心態，很容易出事的。
所以政治的開放度和經濟的健康度是成正比的，當然還是有少數的例外，像新加坡；我始終搞不懂，新加坡並不算民主國家，但是她的政府非常有效率，也很專業，祕訣到底在哪裡？我只知道新加坡的官員待遇很高，高到讓他們可以不用另外尋找「錢途」，高到可以要求官員比民間企業更專業敬業。
世界趨勢是政治的單位愈來愈小，而經濟的單位愈來愈大，主要的原因在於「理」這件事是愈小愈有效率，如八○年代流行的企業組織扁平化就是一例。企業的管理如此，政治上的管理更是如此，幅員大的國家一定很難管得好，蘇聯解體，南斯拉夫聯邦也不見了。
雖然美國也夠大，但是要知道，美國立國之初總統的權限相當有限，反倒是各州的權力不小；是到了二十世紀美國國力強大之後，各州政府深知只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聯邦政府，整個美利堅才會強大，所以總統的權力才逐漸大起來。不過美國總統擁有人民、媒體及國會的監督，資源的分配不能靠一己的好惡，必須取得整體的最大效益。
經濟的單位要大，才能降低成本，擴大規模；像 WTO，還有台灣富邦集團和美國花旗集團的策略聯盟，也是為了規模極大化而做的。
（谷月涵的 e-mail 為：mr_taiwan@yahoo.com，歡迎讀者來函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