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外國朋友剛來台北的時候，常常會找不到路；在這些老外的眼中，台北市的每條路、每一區，甚至每棟樓都很像，看不出有什麼不同；所以他們都很佩服我能在台北生活不會迷路。
會發展成這個情況，最重要的是台灣的法令規章，尤其是金融相關產業，都傾向於保護消費者；在股本上、資本結構、產品等方面，政府都有嚴格的規定，業者在重重規定下，沒有發展新產品的空間，用以區隔市場，所以只能在價格和據點上來進行競爭。
然而銀行或券商開的據點愈多，價格就會下降，客戶數如果無法同比率成長，資本報酬率就愈來愈低。我們看看銀行業近十年來的資本回報率逐年下降，就知道廣設據點這條路不太走得通。券商是因為有自營部門，所以在行情好的時候可以提高整體券商的獲利；但是自營是看天吃飯，大賺大賠，所以美國自營比重高的券商本益比都比較低就是這個原因。另外，美國部分券商也有減少自營部門或將整個自營部門關掉的趨勢；如華倫巴菲特買下所羅門兄弟公司後，將債券交易部門撤掉；而在霸菱李森事件後，也有很多券商把交易部門結束掉。
法令站在消費者這一邊固然也有好處，比如業者激烈的競爭會讓價格一直往下跌，但是金融業如果不能在健康的環境下生存發展，一旦出了問題，大家還是要承擔這分風險的。再者，如果政府介入太深，消費者的選擇會比較少。台北最近第四台的風波，就完全符合這項說法；整個第四台業者不能在合理的環境下生存，出了問題，頻道便被少數財團壟斷；每年一次的斷訊風波，消費者也深受其害。而政府介入太深，進退失據，消費者能選擇的有限，還是得不到好處。
尤其進入網路時代，網路最重要的影響是消費者的選擇增多，政府的權力減少不久前，新加坡政府還特別修改法令，要放鬆新聞與言論的尺度，就是因為新加坡政府知道，要在網路上進行和過去一樣標準的新聞管制幾乎是不可能的，再不然就是管制網路的應用，這又會限制新加坡在科技方面的發展，兩者同樣不可行，於是乾脆放寬管制。
台灣人在金融商品的選擇太少，未來透過網路可以直接購買國外適合的商品，而業者也必然會因應這股趨勢做應變；所以可以預見的是，整個市場會比法令更為先進。
我在假日和朋友去打高爾夫球時，看到天空有輕航機在飛，大家都知道這是非法的，不過警察也抓不到，所以大家都覺得無所謂；而一旦出了事，反正是非法的，沒有人需要負責。但是如果政府把輕航機納入合法管理，在安全上不是比較好嗎？可是主管機關怕負責任，所以也不願主動考慮讓它合法化。
政府一直落後於現實的世界，主要是官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但是我們也不能怪官員少做少錯，因為薪水領的一樣多，做錯還得受罰；所以官員的利益與百姓的利益並不一致，只能顧著自己。最近台灣實行了所謂「旋轉門條款」，規定官員在卸任幾年之內，不能執行與在任時職務相關的工作，以防止官員下台後還利用過去的關係牟利。
可是我覺得這項規定非常不對，這會讓好的官員不敢放手做事，因為做了也沒好處，無法因為績效好而轉任民間機構；而差的官員更有藉口戀棧職務，結果政府裡面都充斥著不適任的人。美國前任財長魯賓卸任後，因為在任內的風評相當好，所以立刻被花旗集團聘為董事長。(編按：當然魯賓在財長以前為高盛合夥人，早就是老「業內」了)
其實只要依規定行事就好，可是台灣法律的彈性太大，所以就有很多可以靠人際關係達成目的的空間；如果法令夠透明，大家都知道誰與誰的關係，私下的運作就不容易，人際關係就沒那麼好用了。
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媒體和政黨輪替這兩件事可以讓制度上軌道和運作透明。所以不論政治觀點如何，都應該要有一個很強的反對黨，進而可以政黨輪替，一旦透明化，便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黑箱作業和弊端。
多年前， 當美林證券還只是美國眾多中型券商的一個時，美林推出了 CMA 業務，這是一種結合證券、金融、融資、信用等多項金融業務於一個帳戶的業務，此後美林的市占率開始上升，如今已成為數一數二的大券商。在此同時，美國其他的中小型券商不是逐漸退出市場，就是一個個被合併消失了。
最近台灣也有一家銀行和其轉投資的證券商合辦了類似的業務，將存款、貸款、信用卡、證券等戶頭全都合併在一起；當戶頭有餘額時，如果信用貸款的利息比房屋貸款利息高，就優先償還信用貸款；若房貸還有信用額度可用，買股票的股金不足時，便自動從理財型房貸的額度撥款。
當然在台灣要開發這樣的商品不是那麼容易，除了法令的開放外，傳統的觀念更要解放。尤其銀行和券商的服務相結合已是全球的趨勢，美國近年也取消禁止兩者結合的法令，台灣更要讓金融業務鬆綁。 二、三十年前美林發行 CMA 時，美國的大型券商並不多，但是銀行卻多達一萬多家，不但沒有幾家跨洲銀行，連各銀行的業務也很單一。後來銀行業面臨中南美金融風暴而開始出現合併；營運遇到瓶頸後，銀行對消費者愈來愈重視，到了近年來的網路普及，更刺激了消費權的來臨。
台灣地小人稠，怕外資進來，又擔心外資不進來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這一趟回美國，我有機會更進一步了解紐約的歷史，或許可以給台灣一些不同的看法。
和波士頓、費城、維吉尼亞等幾個歷史悠久的城市相比，紐約真的是很開放的城市。前面這幾個地區當年都是英國的殖民地，南部的地區是以農業為主，波士頓則是因為宗教而興起；而紐約卻是荷蘭人在管。荷蘭人沒有其他的目的，就是為了交易，皮革、茶業等是主要買賣的項目，因此紐約的發展很快。漸漸地，人手不夠了，荷蘭人便回國鼓勵人民前來紐約，其他各國的移民也大受歡迎，因此紐約從一開始就是非常國際化的都市。
據了解，本來美國的首都也考慮要設在紐約，可是美國的臨時政府發行公債，紐約的金融界相當捧場，但是英美戰爭時期，債券卻大跌，使得紐約金融界瀕臨破產；所幸南方農業地區及時伸出援手，協助臨時政府渡過難關，但是條件之一就是首都要往南移，不能再在紐約，以免紐約更加繁榮發展。原來重北輕南在美國建國時代就已存在，甚至到了現在仍未扭轉過來。但是紐約仍舊比華盛頓更有發展。
歷史上，紐約人也一直擔心外來人口太多會造成社會上的困擾，可是外來人口也一直帶來新的觀念、新的資金和新的技術，而紐約也一直在成長；於是我們可以看到紐約有唐人街、義大利區、日本區、愛爾蘭區等，各種活潑有趣的異國風味，甚至包括同性戀聚集的 Greenwich Village；紐約從曼哈頓發跡，到現在還在一直成長。
至於波士頓，開發雖然比紐約還要早，但是人民的地域性很強，連我這個在波士頓也住過幾年的紐約人都覺得不習慣，更不要說是外國人了；這樣的心態限制了波士頓的發展。
所以我認為台灣在這方面可以再大膽冒險一點；外來的變數雖然會帶來不平衡的干擾，但是也會帶來新的成長動力。政府一直有保護觀念，但是到了最後就限制了發展的空間；歐洲的工會就是最好的例子。本來工會是為了保障勞工，可是工會發展到極致，使得資方不敢輕言雇用新的勞工，或轉而雇用外勞，甚而為了過度照顧勞工福利而致倒閉，勞工也是最後的受害者。
美國每家成功的券商都各有其經營的特色，有的專注投資銀行業務、有的專重經紀業務；台灣的券商卻只能做基本的服務，都是在搞經紀業務，幸好業者自己也開始有了一些改變的動作。不過最可惜的是台灣關於合併的法令太落後，除了公司法，還有會計法、證券法，都限制了合併活動的推展，都需要政府或業者努力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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