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風暴已經兩周年了，台灣的問題卻似乎還沒結束。我覺得台灣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台灣的問題不夠大。
坦白說，我觀察十年來台灣的金融機構不是沒有進步，只是這兩年國外業者，包括銀行、證券、資產管理等行業合併案此起彼落，進而快速帶動改革效率；而台灣金融業卻在法令的牽絆下，沒能跟得上這股風潮，這是較令我憂慮的地方。
美國在一九二九年大蕭條時，曾經頒布禁止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業務結合的法令，如今這道緊箍咒也已經鬆綁了，國際性的金融機構愈來愈大，單位成本降低，產品更加多元化；像法國大銀行最多只有五家，英、美、歐洲也都呈現集中化的趨勢。
只有台灣，銀行還有五十幾家，證券商也在一百八、九十家，投信也有、四十家；而受到法令的限制，產品有限，大家作的都差不多，成本也降不下來，這樣下去，前景當然不看好。何況後頭還有個 WT。
台灣今年要加入 WT 的機會不大，進不去純粹是因為政治問題，和台灣的資格無關。但是台灣是全球第十三大貿易國，各主要國家迫於現實不得不私下與台灣進行個別的雙邊貿易談判；台灣大地震，跌得最慘的是美國電子股，更表示台灣電子業已經與全球科技產業連成一脈。
台灣今年要加入 WT 的機會不大，進不去純粹是因為政治問題，和台灣的資格無關。但是台灣是全球第十三大貿易國，各主要國家迫於現實不得不私下與台灣進行個別的雙邊貿易談判；台灣大地震，跌得最慘的是美國電子股，更表示台灣電子業已經與全球科技產業連成一脈。
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不能加入 WT，並不是台灣的挑戰，而是 WT 本身的挑戰；如果它的多數會員國都尋求私下與台灣談判，其立場與尊嚴將面臨極大的挑戰。
不過台灣終究還是要加入 WT 的，到時國內金融機構將面對國際同業視同國民待遇的強力競爭；如果法令還不加速開放，未來要如何與 CITIBANK、ABN.AMRO 競爭？
台灣還是有個優點的。像韓國、泰國的改革雖然快速，但是她們是被逼才去改革；過去國家資源由政府掌握，再由政府分配給政商關係深厚的財閥；而財閥獲得特殊的待遇後，也會對執政者進行政治獻金的回饋。如今資源重分配，原來不具效益的領域會受到排擠，必然會產生利益衝突，要解決不是那麼容易。尤其是韓國的民族意識強悍，對由外國勢力主導的改革有潛意識的排斥，一旦稍見起色，改革的腳步很可能會停頓下來。泰國的政局也持續不安，印尼就更不用說了。
回過來看，我遇到的一些外商都有普遍的印象，就是台灣的部會首長們都滿專業的，而且也都兢兢業業地為國家在做事，少有為了個人的私利而鑽營的。台灣金融改革的動作相較韓、泰似乎慢了不少，但是總是一步一步地在進行。
日本的改革與台灣類似，只是拖了十年，日本社會又比較保守封閉，而台灣又比日本更容易接受國外的作法。
十年來，台灣的金融業是有進步，像券商也開始提供網路下單，銀行的服務也比以前好很多，而業者結合大哥大也提供了更多元的金融服務。但是投信並沒有進步，看看資產規模就知道了，其占股市總市值的比重不增反減；我記得沒錯的話，過去最高還有四％，現在則只有二％。雖然投信家數愈來愈多，但是看起來只是在原有的餅裡去分配占有比重而已，整個投信的餅並沒有增加。這個問題恐怕還是在主管機關身上，法令的限制其實可以再開放一些。
舉個例子好了！幾年前美國摩根士丹利有一個分析師從事內線交易，被摩根發現後，主動向美國證管會報告；像這麼一家國際級的大券商，它最大的資產就是名譽與信用，如果信用一旦有瑕疵，做再大的努力也挽不回其在市場的地位。話說回來，如果台灣證券商的規模做不大，從其正常營運上能賺到的有限，這樣就容易逼得一些金司走歪路；因為走歪路所賺的遠超過它本業合法所能賺的，這種惑實在太大了。
矛盾的是，台灣的法令愈修愈嚴，為的就是防止這類業者偷雞摸狗，結果想走歪路的人照走，但是卻把合法業者的生存空間給綁死了；甚至原本想好好經營的人也被逼得走歪路。換個方式來看，如果業者的發展空間夠大，它在合法的範圍下賺的錢就夠多了，為了保障它的合法權益，它一定不敢走偏，因為再怎麼賺，也沒有合法利益來得大。搞不好它對自己的要求比法令對它的要求還要嚴格，就像前面摩根的情形一樣。
這些話台灣的官員聽得進去，但是他們的資源不夠；除了資歷、待遇以外，權限也不容許他們這麼做；如果能夠調整作法，給他們充分的權力和資源，包括調查權、處分權等，做不好就換人，如此改革的腳步才會快。
台灣政府用層層的法令把金融機構綁起來，事實上政府自己也被綁在一起。但是這個問題要怎麼解呢？我想到最後可能得把整個問題繞過去才走得通。拿新加坡的例子來看，新加坡政府逼本國銀行合併以進行金融改革，初期成效不彰，結果她開放外國銀行買本國銀行的禁令；這一來，本國銀行擔心被外國銀行買走，又擔心外國銀行不買自己而買其他同業；在這樣的衝擊下，本國銀行開始自行尋找合併的機會。當銀行開始動作後，短期間銀行股的股價大漲了四倍。
台灣的銀行股一直跌，現在看看，與年初放利多時大漲後的價位差不多；整個金融機構的問題不是降個營業稅就能解決的。我想台灣政府也可以把問題繞過去，開放外國銀行來買本國銀行，這樣改革才會快。
券商的合併一直在進行，但是水準要提高的話，關鍵還是在投信法人。如果投的水準一直拉不起來，不要求券商的專業服務，不重視券商的研究報告，只在乎退佣、回扣，而券商又爭取不到外資法人，最後逼得券商只好回頭做散戶市場。
不過台灣終究還是要加入 WT 的，到時國內金融機構將面對國際同業視同國民待遇的強力競爭；如果法令還不加速開放，未來要如何與 CITIBANK、ABN.AMRO 競爭？
台灣還是有個優點的。像韓國、泰國的改革雖然快速，但是她們是被逼才去改革；過去國家資源由政府掌握，再由政府分配給政商關係深厚的財閥；而財閥獲得特殊的待遇後，也會對執政者進行政治獻金的回饋。如今資源重分配，原來不具效益的領域會受到排擠，必然會產生利益衝突，要解決不是那麼容易。尤其是韓國的民族意識強悍，對由外國勢力主導的改革有潛意識的排斥，一旦稍見起色，改革的腳步很可能會停頓下來。泰國的政局也持續不安，印尼就更不用說了。
回過來看，我遇到的一些外商都有普遍的印象，就是台灣的部會首長們都滿專業的，而且也都兢兢業業地為國家在做事，少有為了個人的私利而鑽營的。台灣金融改革的動作相較韓、泰似乎慢了不少，但是總是一步一步地在進行。
日本的改革與台灣類似，只是拖了十年，日本社會又比較保守封閉，而台灣又比日本更容易接受國外的作法。
十年來，台灣的金融業是有進步，像券商也開始提供網路下單，銀行的服務也比以前好很多，而業者結合大哥大也提供了更多元的金融服務。但是投信並沒有進步，看看資產規模就知道了，其占股市總市值的比重不增反減；我記得沒錯的話，過去最高還有四％，現在則只有二％。雖然投信家數愈來愈多，但是看起來只是在原有的餅裡去分配占有比重而已，整個投信的餅並沒有增加。這個問題恐怕還是在主管機關身上，法令的限制其實可以再開放一些。
舉個例子好了！幾年前美國摩根士丹利有一個分析師從事內線交易，被摩根發現後，主動向美國證管會報告；像這麼一家國際級的大券商，它最大的資產就是名譽與信用，如果信用一旦有瑕疵，做再大的努力也挽不回其在市場的地位。話說回來，如果台灣證券商的規模做不大，從其正常營運上能賺到的有限，這樣就容易逼得一些金司走歪路；因為走歪路所賺的遠超過它本業合法所能賺的，這種惑實在太大了。
矛盾的是，台灣的法令愈修愈嚴，為的就是防止這類業者偷雞摸狗，結果想走歪路的人照走，但是卻把合法業者的生存空間給綁死了；甚至原本想好好經營的人也被逼得走歪路。換個方式來看，如果業者的發展空間夠大，它在合法的範圍下賺的錢就夠多了，為了保障它的合法權益，它一定不敢走偏，因為再怎麼賺，也沒有合法利益來得大。搞不好它對自己的要求比法令對它的要求還要嚴格，就像前面摩根的情形一樣。
這些話台灣的官員聽得進去，但是他們的資源不夠；除了資歷、待遇以外，權限也不容許他們這麼做；如果能夠調整作法，給他們充分的權力和資源，包括調查權、處分權等，做不好就換人，如此改革的腳步才會快。
台灣政府用層層的法令把金融機構綁起來，事實上政府自己也被綁在一起。但是這個問題要怎麼解呢？我想到最後可能得把整個問題繞過去才走得通。拿新加坡的例子來看，新加坡政府逼本國銀行合併以進行金融改革，初期成效不彰，結果她開放外國銀行買本國銀行的禁令；這一來，本國銀行擔心被外國銀行買走，又擔心外國銀行不買自己而買其他同業；在這樣的衝擊下，本國銀行開始自行尋找合併的機會。當銀行開始動作後，短期間銀行股的股價大漲了四倍。
台灣的銀行股一直跌，現在看看，與年初放利多時大漲後的價位差不多；整個金融機構的問題不是降個營業稅就能解決的。我想台灣政府也可以把問題繞過去，開放外國銀行來買本國銀行，這樣改革才會快。
券商的合併一直在進行，但是水準要提高的話，關鍵還是在投信法人。如果投的水準一直拉不起來，不要求券商的專業服務，不重視券商的研究報告，只在乎退佣、回扣，而券商又爭取不到外資法人，最後逼得券商只好回頭做散戶市場。
而現在券商拚了命在做網路下單，但是網路下單能賺多少？美國每一筆交易的手續費在一百～二百美元之間，網路下單則每次十、十五、三十美元不等，差別相當大，對散戶有足夠的吸引力。
而台灣的手續費已經夠低的了，以平均每筆成交金額十五～二十萬元計算，手續費還不到三百元，遠低於美國的成本，再推行網路下單，散戶能省多少錢？網路下單救不了證券商的，最根本還是要爭取法人客戶。像股票初次承銷，外國的券商也多接洽法人認購，法人手中的籌碼流出來後，才在次級市場由散戶交易；而台灣的承銷重心還是放在散戶，做起來又累，成本又高。
台灣政府的政策一向是保護散戶，但是愈保護散戶便形成愈鼓勵散戶進場；事實上散戶根本不該進入股票市場，而應該把心力放在本身的工作及專長上，而資產理財要交給專業人士處理才對。所以政府要多鼓勵法人，並讓散戶知道股市的風險所在。過去的經驗養成散戶一遇到大跌便要求政府出面護盤、放政策利多，這種情形還要持續多久？
美國證管會管的不多，但是它的權力很大，而它也給業者很大的空間；但是台灣的證期會雖然有能力，但是權力卻很有限。政府的功能不是管細節，而是確保整個系統的正常運作。台灣政府管得太細，股票該不該上市根本就不該政府來決，照現行的作法，政府決定可以上市的股票，是不是也要保證日後不會出事。
而台灣的手續費已經夠低的了，以平均每筆成交金額十五～二十萬元計算，手續費還不到三百元，遠低於美國的成本，再推行網路下單，散戶能省多少錢？網路下單救不了證券商的，最根本還是要爭取法人客戶。像股票初次承銷，外國的券商也多接洽法人認購，法人手中的籌碼流出來後，才在次級市場由散戶交易；而台灣的承銷重心還是放在散戶，做起來又累，成本又高。
台灣政府的政策一向是保護散戶，但是愈保護散戶便形成愈鼓勵散戶進場；事實上散戶根本不該進入股票市場，而應該把心力放在本身的工作及專長上，而資產理財要交給專業人士處理才對。所以政府要多鼓勵法人，並讓散戶知道股市的風險所在。過去的經驗養成散戶一遇到大跌便要求政府出面護盤、放政策利多，這種情形還要持續多久？
美國證管會管的不多，但是它的權力很大，而它也給業者很大的空間；但是台灣的證期會雖然有能力，但是權力卻很有限。政府的功能不是管細節，而是確保整個系統的正常運作。台灣政府管得太細，股票該不該上市根本就不該政府來決，照現行的作法，政府決定可以上市的股票，是不是也要保證日後不會出事。
記得九年多前，很多電子公司不准上市，理由是沒有土地資產；而當時上市最多的是紡織、營建等擁有大批不動產的公司。我不怪政府選錯，而是怪它根本不該選。
如果我們把股票上市的決定權交給券商，除了可以擴大券商的生存空間，它的評估報告會有更多的人看，爭取法人客戶的能力也會增加，更可以提升水準和自律。
如果我們把股票上市的決定權交給券商，除了可以擴大券商的生存空間，它的評估報告會有更多的人看，爭取法人客戶的能力也會增加，更可以提升水準和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