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的夏天，我帶著即將完成國家衛生院婦癌專科醫師訓練的六個學員，到美國參加美國婦癌學會，順道拜訪美國西岸幾個主要的癌症中心。參訪結束前，訓練計畫的國際老師──知名婦癌專家里奧．拉加西（Leo Lagasse）教授在他洛杉磯的家裡設宴款待我們。
當時已年近七十的拉加西教授在臨床上仍然非常活躍，並且積極從事援助第三世界的人道醫療計畫，十分受人敬重。
同為婦癌醫師，很自然地，我和他聊起了面對癌症不斷帶走我們的病人時，無數令我無能為力的心碎時刻。
被卵巢癌纏身的她：有一種無奈叫心痛
我舉了一個赴美前不久照顧的一名病人吳小姐為例。吳小姐是卵巢癌病人，最早在其他醫院開刀，但主刀醫師打開肚子、割傷腸子後，再把肚子關起來說：「這沒辦法再開刀了！」吳小姐才被轉送到馬偕醫院來。
我們組成外科照顧腸子、泌尿科照顧膀胱，再加上我所帶領的婦產科醫師，讓曾被其他醫師認定「不能開刀」而放棄的吳小姐，經過一連串的手術及治療，能夠存活下來，並且度過了很長一段生活品質極佳的時光。
這樣持續了五年。五年之中，她不但恢復工作，生活平順，並常藉著門診返診時和其他病人互動，鼓勵心理脆弱的新病人。我們在這段期間建立了很深的醫病友誼。
然而，不幸的消息傳來。一天，吳小姐返診時告訴我，她持續咳嗽好幾週，我立即安排她做胸部Ｘ光檢查，發現肋膜積水及肺部轉移病灶，確認是卵巢癌復發，並轉移到了肺部。
吳小姐問我：「還有多少機會？」由於一旦卵巢癌復發，且已出現遠端轉移，就幾乎沒有治癒的機會，我只有據實以告，並說明此時的治療目標會在控制病情、延長生命，並改善生活品質。
但她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這一回，不是醫師放棄了她，而是她放棄了醫師，轉而投向聲稱可以「包醫」的非正統醫療。期間，我與我太太都努力地勸她要回來繼續進行正規治療，仍無法改變她的決定。
不久後，吳小姐還是進到了醫院急診，呼吸急促、形銷骨立，轉到病房來後，我能做的事更有限了，只剩下最後的支持療法。
一天，我在看門診的時候，病房的護士小姐告訴我，吳小姐說她想回家了，我立即趕往病房探視她。推著吳小姐的推車在病房走廊邊，正要離去。見著我來，她勉強擠出了淡淡笑容，以最後的力氣、微弱的喘息聲，在我耳邊說出：「我希望最後，在家裡。」然後對我說出感謝和道別。
面對婦癌，老教授也只能淚眼以對
在與拉加西教授談話的當下，我仍能感受到那種心痛。我問這位久經沙場的老教授：「當我們自己一再重複這樣的心碎時刻，我們無以自處、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面對這樣的哀傷，當你長期照顧的病人已經變成你很重要的朋友時，你最後要送走他，這時候，我們要怎麼處理這樣的感情？」
我止不住激動再接著說：「你要怎麼教導在座其他的年輕醫師，要投注感情於這樣的工作，可是卻要堅強地面對？」
我並沒有得到老教授言語上的回答。但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他眼眶瞬間泛紅，眼角有晶瑩的淚珠閃爍，我已明確知道，我們有相同的經驗與哀傷，也明白，這是婦癌醫師無法避免的難題，即使有再顯赫的資歷、再豐富的經驗，都可能不會變得熟練或無感──如果我們對病人投注了感情，眼淚，是唯一的答案。
哀傷只會淡化，不會消失
在我治療的一千多例癌症病人當中，最棘手的狀況，永遠是病人即將離去之前，悲傷而無法面對的家屬。那每每讓我想到《尋找失樂園》（Finding Neverland）故事裡，一位稚齡的小兒子含淚問出：「Why they must die？」（為什麼我的父母要死掉？）每一個失去親人的家屬，似乎都以他們傷心的眼神，對我提出這樣的詢問。
我的病人林太太的小兒子，便是其中一個。
林太太是卵巢癌患者，和許多這類疾病的患者一樣，雖沒有明顯症狀，但一被診斷就已是第三期。經由手術後，再配合六次化療，林太太的小兒子卻希望母親轉而嘗試另類醫療。
同樣，很快地，林太太的癌症復發了，再回到醫院來時，已有廣泛的腹腔散布和內膜積水。並且因為腫瘤的壓迫，又瀕臨直腸阻塞，林太太本身不願意再接受手術治療，但只做了一次化療，嚴重的骨髓抑制就併發了敗血症，病況危急。
意識很清楚的林太太，有許多次表達希望平靜離去，她與丈夫也早已簽署了〈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
當初要林太太做另類療法的小兒子幾近崩潰，他不願意就此放手，因為他深感愧疚，覺得都是因為自己要媽媽不再接受西醫治療而去吃中藥，才害死了媽媽。他一再地苦求醫護人員千萬不可以放棄對媽媽的積極治療，幾次情緒失控。
有天下午，我就這樣抱著這個還不滿二十歲的大孩子，我安慰著他，不是以一個醫師的身分，而是以一個同樣經歷喪親之慟的人子角色。我對他說，十七年前，在我最景仰的父親去世前，我也是何等的不捨，但為了讓父親放心離開，我在父親臨終之前，對他做了什麼承諾與如何道別。
我告訴這個孩子：「你該趁著媽媽神智還清醒，告訴她，你愛她，並且會永遠記得她；請你告訴她，你會照顧你年老的父親，請媽媽不用擔心；也請你告訴她你會努力上進，好好生活，珍惜她給你的人生，也讓人因為你而紀念她。當時，我就是這麼告訴我的父親。」
我想，這孩子接受了我的建議，最後順從了媽媽的心願，讓媽媽平靜而去。但我至今還在等待當時他跟我的約定──他說，辦完了母親的後事會再與我聯絡，讓我們分擔彼此的憂傷。
我知道，失去親人的哀傷會隨著時間淡化，但是卻從來不會消失。
在痛苦的試煉中反思
之後，我參加馬偕醫院精神科方俊凱醫師的一項研究計畫：「以照顧癌末病人之醫學倫理，建構醫師靈性成長課程」，引導我具體審視自己行醫生涯的成長經驗，並進一步了解自己身為醫師的深層意義。是的，就像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所說：「我們偶爾能治癒疾病，經常可以解除痛苦，但永遠可以給予安慰。」
遇到醫療的困境時，有些醫師可能選擇只扮演有限的身體醫治的角色，抽離情感；有些人則期待隨著時間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然而，使人成長的不是時間，是用心、是投入，是痛苦試煉後的反思。
經過這樣的過程，一名醫者可以從技術層面的追求，昇華為對全人的關懷；從無力的嘆息，轉變為超越知識和制度障礙的努力，而能夠給所愛的人不拘形式的靈性關懷，就像遠藤周作的小說《深河》中，那位背負著印度教教徒，到恆河中去做臨死前洗滌的天主教神父。
(本文摘自《在我離去之前：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十字架》，寶瓶出版，楊育正, 楊惠君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