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三月，野百合學運。而股市因為證交稅提高、波斯灣戰爭爆發，從二月到了十月，指數從1萬2千多點，一路下滑到2千5百點。那一年固然風風火火、大起大落，但是解嚴後的台灣，百業齊發、欣欣向榮。
文／石芳瑜、圖／李季霖，創用CC授權
今年夏天，一位前輩在南京東路三段開了家藝文咖啡廳，我才仔細造訪這個久違的路段。往事翻騰，1990年，我在這條曾經被稱為「台北華爾街」的大道上上班。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紀，大概不會忘記，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同年六月台灣股市也第一次站上萬點。1990年三月，野百合學運。而股市因為證交稅提高、波斯灣戰爭爆發，從二月到了十月，指數從1萬2千多點，一路下滑到2千5百點。那一年固然風風火火、大起大落，但是解嚴後的台灣，百業齊發、欣欣向榮。
我從事的公關顧問業剛興起。隔不遠的大樓裡有另一種「公關」，「花中花」和「大富豪」的公關小姐身上噴著Chanel No. 5，手裡挽著名牌包，而我們這些初出社會的公關公司菜鳥，只能在滿街的地攤上尋找相似的仿冒包。
那是台灣贗品猖獗的年代，台灣曾經是個仿冒王國。我想這些你都還記得。
1997～2010年，我安安穩穩地在家當家庭主婦，1996年中共試射飛彈也沒事，沒想到卻躲過了台灣經濟一路下滑的十年，包括了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我如此不食人間煙火地在2011年出來開店，才知道世界不一樣了。
如今南京東路上已經不見滿街的地攤（只有一兩個攤販），以前一間熱鬧的西餐廳已經空了幾年，特種營業和部分金融業大概也轉移了陣腳，南京與敦化轉角的百貨公司幾經易手。說蕭條或許稱不上，台北也不是沒進步，但是二十幾年過去了，好像改變也不大。反觀大陸這些年大樓平地拔起，日日都有建設，也難怪一些人跳腳，特別是商人，好像大好機會都錯過了。然而更讓人痛苦的是薪資二十年不漲，或說漲得太少太少。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卻是這幾年我才知道的事。台灣跟我，彷彿一起睡著了好多年。
我聽到不少我這一輩的人說：年輕人不努力、愛花錢、愛旅行。於是就把台灣經濟不好這件事推到年輕人身上。但我想多數人明白這是以偏概全。而年輕人也反過頭說：「再努力也沒用，賺錢也買不起房子，還不如花掉。」薪資與房價的差距確實太大，這是結構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腦子裡還留著父母那一代勤儉的觀念，很懂得存錢。不像年輕一代剛好進入拼命汰舊的時代，即使手上沒什麼錢，3C卻頻頻更換，而這樣的孩子，不正是我們這些開始富裕父母給寵出來了？說年輕人太混，整天在網路上摸魚。可是科技發達，過去我們要花半天處理的事，比如傳真或打電話，現在的通訊軟體一下子就搞定了。
陷入迷惘的中年世代
90年代時我們熱切地擁抱資本主義，台灣錢淹腳目，賺錢的機會到處是，但傻到老闆要你加班不算加班費你都相信。這一切直到過度的資本主義生了病，資本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台灣機會不再滿街是，很多人工作了幾年不但沒加薪，還被資遣。華隆工廠案等等，讓年輕人開始為勞工打不平，年輕的一代甚至瀰漫著一股反商、反資本的氣息，且更反中國的官僚資本。2014年的318運動，是這股怨氣的最高點，學生於是佔領了立法院……
其實在那時候，因為書店開在台大附近，我接觸的都是知青和憤青，我和這些年輕人是站在一起的。先理解他們，並且跟他們站在一起，身為老闆，我認為這是對的事。
時間過去三年了，其實我還是有些迷惘。身為資方，我確實遇到一些太把心思放在「運動」上的工作夥伴。我遇過上班不認真、也不擅思考未來的同事，確實對年輕世代產生疑惑；但也有人認真負責，工作勤奮，我想都是個別差異，懂事與不懂事。我總是希望工作時就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這是基本的工作態度。勸年輕人多少存點錢，多買資產、少買負債，這是「富爸爸」教我們的道理。作為一個不賺錢的資方，我也很難一面倒地支持勞方，雖是政治正確，但應該是勞資雙方一起來思考如何改善整個經濟環境。
最近我剛出版小說《善女良男》，思考的正是這些。我從318運動的衝擊寫起，且回憶了90年代，藉男女情事帶出時代氛圍與政治議題。好多事情還沒有答案，但至少對時間有些更多理解，也給了自己一些交代。我們確實是生在最好的年代，出社會時遇到黃金的90年代，我們之中有些人確實夠努力，或許沒有虧欠年輕人什麼。但是我們必須試著站在年輕人角度想，並且多給一些機會。1990年，有些人在中正紀念堂抗爭，有些人走進五光十色的職場，我屬於後者。接著，我們一起並肩走過繁華。我希望如今正是沉潛後努力往前的時機。而我們這一代就算沒能為年輕一代造橋鋪路，但是也不能只收割甜美，留下滿地障礙。傳承經驗，一起努力吧，畢竟年輕人有希望，未來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