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案報告的第一次開會中，我們要決定團隊的領導，華人表示想當組長，但是沒有人要選他。為什麼？因為有一個美國人已經事先把專案幾個可能的走向與分工都想好，並寄給大家，顯然的，美國人很自然的掌握了先手之勝。
故事是從我某個朋友 MBA 學程參加的創投投資競賽（VCIC）說起。
有別於台灣大學的常見的行銷提案賽，比如說 ATCC，創投投資競賽（VCIC）讓學生扮演創投的角色，分組討論並衡量真實的創業企劃書，並與創業家面對面進行提案審核，Due Diligence 與投資條款的談判（Term Negotiation）。
比賽的裁判們是當地業界的創投們，從他們的專業角度衡量各隊伍在投資案的選擇，Due Diligence 與條款談判這三個項目中的表現，給出分數，最後決定贏家。
VCIC 依序分成校內，區域與美國全國這三關，一直是美國想當創投的 MBA 們的敲門磚。
強者我朋友去年的團隊打進區域比賽，今年當然就成為了新參賽者咨詢對象的首選。
校內初選一個月以前
美國人領導的團隊來了。
約了強者我朋友整個團隊的整個晚上，預約了某個教室面談咨詢。
強者我朋友跟我說，從他們問的問題中可得知他們很早就開始組織，搜集資料，與討論。也因為他們有事先準備，整個咨詢面談進展得很快，也很深入。美國人的團隊很快就搜集到他們想要的資訊，往下一階段邁進。
因為結束的很有效率，強者我朋友的團隊就打電話來問我要不要去喝啤酒 XD ，身為酒鬼的我，怎麼可能拒絕呢？
校內初選兩週以前
印度人領導的團隊來敲門。
印度人領導的團隊來敲門。
同樣也是經過精心準備而來，但是時程上比上一個團隊晚了兩週，已經失去先手的優勢。
校內初選前三天
華人參賽者終於出現了。
不過華人參賽者要的不是全面的面談（也已經沒有時間了），他們透過簡訊與電話想要得到的，是「所有之前比賽的相關資料」與「比賽小技巧 （tips)」。
這團隊感覺上有點危機，而且為時已晚。
比賽結果
不出所料，是美國人領導的團隊贏了。另一隊印度人（非上列討論到那組）緊咬在後。
我們先不要考量其他的因素，單以積極準備的程度而言，該隊算是當之無愧。
積極度一直是在美國主流社會成功的最基本條件，在這個例子的取樣裡面，美國人 > 印度人 > 華人，那華人在大公司裡面多位居技術性職位，比較少升上管理者的職位的現象自然是可想而知。
其實這現象跟傳統的華人教育有很大的關係，從小到大我們被教育：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勸進，而後進
》那是別人家的事
久而久之，我們處理事情的態度就變成要人「推動」，要等待指示，要等待允許，而不是自己「自動」了。
「推動」與「自動」的差異，正是能不能打進美國公司決策圈的「不積極」與「積極」的區別。
另一個簡單的報告專案
強者我朋友又跟我分享了一個分組專案報告的小故事。
強者我朋友又跟我分享了一個分組專案報告的小故事。
當組上的成員敲定，身為台灣人的我們會假設大家會在第一次討論中，大家坐下來決定報告的走向，進行分工。我們會假設每個人都可能有當組長的機會與意願，因此會在第一次的討論中，跟所有人一起決定 Leadership 是誰，等等。在大家不熟的時候，我們會採取「共識決」。
不在其位，我們不會跳出來領導。
他們組中的老美可不這樣搞。
第一次討論之前，他就已經把報告幾個可能的走向與分工都想好，並用 Email 寄出。第一次討論讓大家直接針對他提出來的東西進行討論。
成員當然有說不的權利，但是討論之前，整個報告就已經被老美想過了，討論的走向當然會在他提出的框架下進行，除非有人強力反對，整個團隊的領導也會是這位老美先生。
一樣的，在團隊領導方面，這位老美先生很自然地掌握了先手之勝。如果這時候有某位華人朋友想當組長，第一次討論時才出手，根本沒有辦法服眾，大勢已去。
要跟美式的積極對戰，就要爛熟美式的積極才行。
美式升遷，我怎麼知道你能把事情做好？
就我認識，身居要角的朋友或是上司告訴我，他們這裡的哲學是：
We promote whoever that can do the job well.
我們提拔可以勝任該職缺的人。
但是重點是，到職該職缺以前，他們怎麼知道你能把該職務做好？
答案很明顯，你要讓他們感覺「你已經在做了」，之後升你只是讓他們能夠名正言順的把責任扣在你身上而已。
你對某個職位很有興趣，不要害羞，跳進去做就對了（當然你原來的工作還是要做好），要等到有 Title 才做事， Title 就絕對不會是你的。
「你已經在做了」，這就是美式的積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