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的電影，從來都沒有絕對的是非善惡，他始終認為這個社會需要承認有「不認同」的自由，接受有許多不與自己相同的異者存在；惟有讓整個社會處在渾沌的狀態，才有融合的可能。
族盟成立當天，侯孝賢被好友作家朱天心、前中國時報記者楊索等人一致推舉成為召集人，灑脫的他爽快地說：「好吧！就讓我當那個被丟雞蛋的人。」之後，對自己的身分被刻意拿出來作政治檢驗的口水戰，侯孝賢擺出一副笑罵由人的姿態，甚至還私下開玩笑說：「以前的我可是很會罵人的。」這次侯導的脾氣收斂很多，因為他知道不用在第一時間回應外界對他個人的批評，以免扭曲了族盟關懷的焦點。他不止一次頗得意地對友人說，「這下子，他們踢到鐵板了吧！」與他合作電影編劇二十年的朱天文也說：「他什麼三教九流的人沒碰過，這些不會造成他的壓力。他不是天真的文化人，不會一被批評就嚇得躲起來。」
笑罵由人 背書包窩在咖啡館看書
儘管外界紛擾不斷，媒體也接二連三地約訪希望他說清楚講明白，但只要一得空，他依舊背著書包、腳穿著慣穿的白布鞋，鑽進咖啡廳裡看書、想下一部電影的劇本，對人親疏分明的他照常與朱天文、政大廣電所副教授盧非易等藝文界老朋友聚會，這時他拚命耍寶把大家笑翻天的模樣，才是真實的侯孝賢。
民國三十六年出生的侯孝賢，父母是隨國府遷台的廣東梅縣人，一心想要回大陸去，侯家人暫棲在高雄鳳山市，而在家說客家話、出門學得一口流利閩南語的侯孝賢，則在打架、混兄弟的邊緣化環境長大。不愛念書的他，除了混以外，從少年時期就愛鑽進電影院看遍當時所有的電影、到租書店幾乎看完所有的瓊瑤、武俠小說、漫畫等，到現在他還保持大量閱讀的習慣，上個禮拜媒體追著滿街跑時，他就曾要大家去讀讀美國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所寫的《旁觀者》。
早年的生命經驗，侯孝賢無形中養成了能和任何人打成一片的本事，他對人總是充滿興趣；而偷竊、貪吃、年少時無以名狀的無聊等，也構成了侯孝賢電影很基本的元素。
退伍之後，侯孝賢準備好好定下來做些事。一開始他曾經賣過八個月的電子計算機，之後考上國立藝專影劇科，侯孝賢曾經在訪問中提過，而當時念影劇算是不太入流的科系，當時交往的一個女孩子還因此和他分手。畢業後，侯孝賢進入電影圈的第一份工作是當知名導演李行的場記，幾年內，他就當上副導，拍了幾部商業片，逐漸在電影圈內嶄露頭角。
盧非易回想二十年前初次聽到「侯孝賢」名字時的場景，當時包括朱天文、丁亞民、盧非易等文藝青年合組了一個名為「三三集刊」的社團，固定每周六下午都會進行讀書會。那天讀書會剛完，朱天文接到一通電話，一個自稱叫侯孝賢的人打電話來，想要改編朱天文剛得到聯合報文學獎的短篇作品《小畢的故事》，不過在場的這幾位文藝青年當時都只看西片，不太看國片，更不認識誰是侯孝賢，只想說不知道是哪個俗氣的商業片導演要來糟蹋朱天文的作品了。
樸質生命力 盡顯電影才華
第一次與侯孝賢約在明星咖啡屋談版權之前，朱天文的家人覺得台灣電影圈的人都是相當狡猾與奢華，再三叮嚀朱天文要非常小心，叫她價碼一定要抬高一點，免得被騙了。當時才二十四、五歲的朱天文，那天刻意穿起套裝、盤起頭髮想要顯得很老練，結果沒想到侯孝賢、陳坤厚導演等人雖然穿著涼鞋、緊身牛仔褲，一副就是混阿飛出身的外表下，卻流露出樸實、誠懇的氣質，幾個人一見如故，完全打破文藝青年對電影人的刻板印象。從此就開始侯孝賢與朱天文長達二十年的合作情誼。
早在侯、朱兩人合作之前，侯孝賢就曾經導過幾部輕喜劇，如《就是溜溜的她》、《在那河畔青草青》等，票房大受肯定，之後侯孝賢與楊德昌、萬仁、曾壯祥等人合拍的《兒子的大玩偶》再度受到好評，清新的電影形式正式開啟了台灣新電影浪潮。
那一陣子台灣電影圈裡多了許多像萬仁、楊德昌等從國外念電影回來的人，對全然從實戰片場出身的侯孝賢產生了不少衝擊，這些喝過洋墨水的導演談的是表達形式、理論，但卻在侯孝賢等人過去以土法煉鋼、不知而行等以直覺拍出的電影上獲得印證，這種發現讓侯孝賢既興奮又模糊，很想拍一些什麼東西的衝動油然而生。
當年，《小畢的故事》雖是由陳坤厚掛名執導，實際上侯孝賢從頭到尾都有參與編劇，第一次的合作，就讓朱天文驚豔到侯孝賢的才華。等到侯孝賢以自己成長的經驗要籌拍《風櫃來的人》時，劇本都寫好了，卻面臨不知如何動手的困境，朱天文當時就以敏銳的作家角度，看到侯孝賢與沈從文同樣出身社會底層等背景的相似度，拿了《沈從文自傳》給侯孝賢看，一下子，侯孝賢就像發現一盞生命明燈似的，明白了自己到底要表達什麼，拍攝時，不斷要攝影師「遠一點、冷一點」，希望作者退出電影之外，也因此出現第一部所謂侯孝賢的電影。
在拍片現場，侯孝賢是一個渾身充滿魅力的導演，他電影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大量起用非專業演員，在現場慢慢營造出適合的氣氛，引出每位演員原有的特質，幫他說出完整的故事。所以他能夠跟帶有江湖味的陳松勇合作，捕捉出陳松勇身上的韻味，讓幾乎不太會演戲的陳松勇以《悲情城市》拿下金馬獎影帝，也能跟重義氣但在影劇圈頗具爭議性的楊登魁一拍即合，出資讓他拍電影。侯孝賢也深知自己的能耐，因為《戲夢人生》跟布袋戲耆老李天祿合作，他說：「李天祿演了一輩子的布袋戲，本來就渾身是戲，這種人你怎麼要他演戲，你只是要慢慢引誘出他豐富的人生經歷罷了。」
跳脫族群 爭取「不認同」的自由
那時，盧非易他們這群讀西方文學、存在主義長大、學院出身的文學人，乍看之下和在片場混久了的電影人是很不一樣的，氣質、思考模式都不同，可是侯孝賢就是有本事讓不同氣味的人打成一片。朱天文的形容更是生動，她說，「侯孝賢就像是即溶咖啡顆粒，每到一個環境中，就很快地能夠融入現場的氣氛。」
當年他們因為《戲夢人生》到大陸福州去勘景，一到那兒，侯孝賢立刻就與當地布袋戲團的人搞得很熟，「而且模仿力很強的他，回來後還是像中了邪一般，講的都是福州話，拍《海上花》那一陣子也是，侯孝賢就算在朋友的聚會上，也老是用上海腔的普通話講個不停，更厲害的是，我們一夥人去唱卡拉 OK，他可以用一種我們都聽不懂的語言，把日本歌唱得有模有樣，全場都被他笑翻了。」
陳文茜曾經形容過侯孝賢，說他「就像個標準的台灣男人，帶有一點流氓氣息」。但是在朋友眼中，他卻是個心思細膩又極愛耍寶的傢伙。曾經有一回，大哥當慣了的侯孝賢買飲料請大家喝，遞給每個人時還順手拿衛生紙擦了擦易開罐的瓶口，讓大夥安心對著口喝，朱天文說，很少看到有男性如此心細。
這次他會跳出來為爭取族群平等發言，朋友都不感覺意外，因為在所謂的外省人家庭長大，交往的好友中卻不乏台籍人士，早在二十年前，侯孝賢就在電影裡反覆思索族群的課題。從自傳式的《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到後來史詩型的《悲情城市》、《戲夢人生》，侯孝賢都跨越族群藩籬，從社會底層、市井小民的眼光詮釋著台灣社會的真實狀態。
「在他的電影中，從來都沒有絕對的是非善惡，他一直在跳脫族群劃分的困境，他也從來不是所謂的正方或反方，也不會美化或醜化某種類型的人。因此，就算是拍《悲情城市》那個年代，不管是支持國民黨或反對國民黨的人，都可以從他的電影裡找到支持或批判，最後雙方都發現，無法將他的電影工具化利用。」盧非易說：「他要講的是，這個社會需要承認有『不認同』的自由，接受有許多不與自己相同的異者存在；惟有讓整個社會處在渾沌的狀態，才有融合的可能。」（本文轉載自375期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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