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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提霍勒 用經濟改變世界 他磨劍33年 要治資本主義寡占病

諾貝爾獎得主提霍勒 用經濟改變世界 他磨劍33年 要治資本主義寡占病

2014-10-23 12:43

諾貝爾經濟學獎於十月十三日揭曉,由法國經濟學家提霍勒(Jean Tirole)獲獎,瑞典皇家科學院肯定他對獨占、寡占型企業及政府監管方面的卓越分析與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廣泛獲得政府運用,發揮的影響力,堪稱無出其右。

「馴服具有寡占實力的超級企業!」這是瑞典皇家學院對法國經濟學家提霍勒(Jean Tirole)的評語。十月十三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將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提霍勒,即是肯定他針對獨占、寡占企業的運作,以高深的數學模式發展出產業理論,並且幫助政府解決一個抓破頭的問題:「如何規範寡占企業?」

在提霍勒的理論基礎之上,歐洲政府發展出規範電信、鐵路、電力公司等寡占產業的政策,從而打造出更有效率、對消費者更為有利的公共服務。他的理論甚至用在Google(谷歌)這種新興的寡占企業,成為歐洲政府對谷歌等公司進行反托辣斯管制的憑藉。

 

產量驚人!完美結合學理與實務


不僅如此,提霍勒的貢獻遠遠超過寡占企業理論。他是神奇的經濟學家,自一九八一年從麻省理工學院(MIT)獲得經濟學博士起算,至今三十三年的時間,已經提出超過兩百篇重要的論文,十一本經濟學著作,他的論文被引用的次數超過八萬次,傲視全球經濟學界。而且他的論文領域極為廣泛,幾乎涵蓋當今重要的經濟、金融領域,是一位產量驚人,又篇篇造成重大影響的全能經濟學家。

在經濟學的領域裡,有的學者專精於理論、有的專注實證研究,鮮少跨界,只有提霍勒是自己提出創新的理論,並做完後續實證研究,從上游做到下游,三十三年兩百多篇報告,平均一個多月就有一篇。

更特殊的是,歷屆經濟學獎得主都在理論上做出重大的貢獻,但是,多數得主一生都在學校的象牙塔內,堅持學術的專注;少數例外如克魯曼、羅伯席勒以及史迪格里茲,則是跨出象牙塔,在華盛頓擔任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或者在媒體大量發表評論,成為學官兩棲的明星。

相形之下,提霍勒可說是例外中的例外,他堅守在法國土魯斯大學內做研究,專注在學術研究,不汲汲營營於政壇與媒體,不搞學官兩棲的花招,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卻廣泛獲得政府運用,協助歐洲政府完成國營事業民營化、電信產業自由化、金融市場規範、以及歐元全面整合等重大政策,發揮的影響力,堪稱無出其右。

諾貝爾經濟學獎總是給人高深莫測的感覺,而提霍勒與傳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總能在最熱門的時點上,將經濟學理論與實務結合,並且提出理論與實務都讓人驚豔的建議。

例如今年讓全世界計程車司機又愛又恨的UBER叫車,使用「尖峰加價」的定價策略,在周末晚上、或者假日的高峰時間,搭乘的費率可能是平日的六、七倍。UBER「尖峰加價」的定價方式,成為各城市計程車司機工會攻擊的標的,他們認為計程車服務不能夠有「歧視性的定價」。

但提霍勒早在他二○○六年的論文中,就以「雙面服務」(two-sides services)理論解釋這種定價行為,因乘客與計程車司機都是UBER的客戶,公司經常會採用一種特別向單邊客戶傾斜的定價或促銷方案,來達成總體業績最大化的目標。

此種「雙面服務」的公司非常普遍,例如夜店必須同時招徠同等數量的男性與女性酒客,但在策略上,夜店往往會「看似賠本」地讓女生免費入場,藉此吸引男客甘願買票進場。簡單說,雙面服務公司對兩邊的客戶必然出現差別待遇,藉著提供單邊客戶的優惠,來創造最大的收益。

面對傳統計程車業者的攻擊,UBER引用提霍勒的理論,主張「雙面服務公司」的定價依循兩個原則:其一是價格敏感度;其二是供給與需求的變動。因此,UBER主張,平日較計程車費低廉的定價,不是削價競爭搶客的惡性手段。在周末或者聖誕節的夜晚,UBER乘客需求遠大於車輛供給時,車資暴漲六、七倍的尖峰價格,也是正常、不涉及歧視消費者的合理模式。

 

對症下藥!不同產業該有不同修理工具

 

但在諸多創新且務實的理論中,提霍勒最大的貢獻,還是在寡占產業的規範理論。

寡占產業對於經濟學者來說,是一個充滿黑箱、難以涉入的領域,也因此經濟學家兩個世紀以來著力在完全競爭市場。但在現實的世界裡,寡占或獨占市場的規模,卻遠遠超過完全競爭市場,從莫斯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從北京到倫敦,政府的國營企業、或是與官方關係密切的寡占事業,才是人類經濟活動的主力。

提霍勒在一九八一年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之後,就一頭栽進寡占產業的領域,早年各國政府對於寡占產業的管理只有一招:「價格控制」,白話的說,就是「禁止漲價」。

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政府對於汽油、自來水、電力、交通的管理,使用的都是價格控制,並且在寡占事業的成本大漲、出現虧本問題時,給予大量補貼。提霍勒三十年前的研究就指出,價格管制帶來的負面影響,經常高過正面效益。

問題是政府或是人民沒有能力管理寡占企業,寡占企業的經營者享有「資訊不對稱」的優勢,不論是各種原物料成本、基礎建設的投資,或是營運的專業,政府都缺乏足夠的資訊,也就無法對寡占事業進行有效管理。

台灣其實就是面臨寡占企業的嚴重挑戰,不論是虧損連年的台電、水價亞洲最低的自來水、轉轍器頻頻出包的高鐵、積重難返的台鐵,或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通傳會、NCC)管理的電信、有線電視產業,幾乎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如走馬燈般的歷任經濟部長、交通部長、通傳會主委都束手無策,提不出扭轉營運的對策,更無法產生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形同「產業綁架政府」,更造成國民與消費者的重大損失。

提霍勒首先破除「一招闖江湖」的傳統觀念,認為不同的寡占企業、不同的產業,都有不同的特性,政府不能只「靠一支螺絲起子」修理所有的國營企業,而是必須針對不同的產業,備好「存放各種器具的工具箱」。

例如電信自由化之後,少數幾家電信公司表面上相互競爭,實際上卻也因為電話必須互通等技術因素,以及客戶價格維持的考量,電信公司的合作甚至可能大過競爭。如果政府不加以管制,那麼寡占電信公司聯手,對於消費者必然帶來不利的影響。

政府面對電信公司,必須先推動資訊透明,避免寡占電信公司對價格的操控,另外再透過其他的政策工具,例如要求電信公司加大對基礎建設的投資等等,來確保電信公司之間存在強大的競爭壓力。

去年台灣對4G頻譜的標售,無疑就是提霍勒寡占產業理論的一次實證,透過新的執照、新的投資,政府在三大電信公司之間創造了新競爭架構;但是在有線電視產業,NCC要求升級為數位網路的政策,卻遭到部分系統業者的拖延。從提霍勒的理論來看,管理有線電視與管理行動通訊產業,的確是需要依據不同的產業,採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才能有效規範寡占業者。

 

緊隨變遷!為歐債危機找出新道路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的得獎報告中,敘述提霍勒的貢獻總共厚達五十四頁,幾乎是歷年經濟學獎得主中最厚的一本,委員會讚揚他「全方位的科學貢獻」,因為提霍勒的研究領域既廣且深,不只具有堅實的數學模型基礎,能夠提出創新的模型,而且他的研究,一直緊扣著社會變遷的脈動。

今年元月,提霍勒發表新論文《死亡的擁抱:國家主權債務與金融市場的死亡輪迴》,試圖說明歐元國家如西班牙、希臘等國的銀行體系破產,造成國家主權債務危機,迫使歐盟推動歐洲銀行體系整合。提霍勒提出「雙層保釋理論」(double-decker bailout),在各國政府對區域銀行疏困的同時,歐盟也出手救援各國政府的主權債務危機,藉此逆轉歐元區的「死亡輪迴」。提霍勒認同歐元體系整合,再度以他高超的理論實力,在歐債危機中尋找出歐元整合的新道路。

提霍勒在八○年代寡占市場的研究,對歐洲政府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帶來重大貢獻;近年持續的金融泡沫、國家主權信用移轉的系列研究,更在歐債危機、歐元體系整合過程中,為歐洲央行與各國政府的金融整合點亮了明燈;提霍勒站在堅實理論基礎之上,堅守在學術殿堂內,對外卻能為政府找出改革的政策工具,這樣的成就與風範,正是台灣與各國經濟學家最佳的導師。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提霍勒
(Jean Tirole)
出生:1953年
經歷:法國土魯斯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科研所長
學歷: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工程學學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

 

經濟大師著作

 

「我後來也才發現,我在學術面研究生活在一九二○年代的呂赫若、楊逵、龍瑛宗這些人,不也是跟我爺爺同年紀嗎?爺爺不就跟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空嗎?」賴香吟說,「我竟然後知後覺到這個地步,那時我爺爺早已去世了⋯⋯。」

 

她忽然感受到比史料更「活生生」的歷史,因而萌生為歷史創作的念頭。但她的筆不是要去加重「大寫」的國家社會,而是關照「小寫」的平庸百姓——就像她離世的祖父和父親。

 

「《白色畫像》可說是一個遲到的自我認識。」對賴香吟來說,小說不是控訴,更沒有政治目標,創作反而是很純粹的自我醒悟。她又想起父親,「這些人就在你左右,而我們從來沒有想要去問。」

 

於是,她在《白色畫像》中集結了三篇短篇小說,寫出三個平凡人物。他們既非受害者、也不是加害者,如師範學院出身的清治先生、做家庭幫傭的文惠女士、留學海外的凱西小姐,不過就是你我身邊那些不小心見證歷史的尋常百姓。

 

他們並未直接被捲進政治暴風圈,他們可能聽聞親友受害、間接知道社會上的駭人慘案。他們不是反抗者,只是妥協、認命,甚至試圖遺忘,僅求安然度過一生。然而,政治傷疤從未癒合,在他們的日子裡存在著。

 

父親過世衝擊  四十歲決以創作為志業

 

賴香吟創作向來不避諱政治,〈暮色將至〉從黨外運動者的晚年,直指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改革無力;〈情書一九九一〉從大學生看見九○年代農運與學運激情,及國家暴力對年輕靈魂所烙印的傷痕。

 

時代烽火在她的作品中,常如生命之外的「白噪音」,低沉作響,而不是人活著的主旋律。

 

其實連賴香吟自己的生命經驗也是如此,她念台灣大學經濟系,卻對歷史更有興趣;她關注族群、性別、社運,卻從沒當過「衝組」。大作家認為自己很平凡,「我也是跟著人生走。」

 

和那些小說裡的小人物一樣,四十歲之前,她循規蹈矩地進修、謀職、成家,曾進了誠品書店、做外國書採購,還去成功大學念了博士班。賴香吟十幾歲就開始創作,但四十歲前,她不敢大作文學夢,雖斷斷續續寫出幾部文學作品,但寫作還不是正式的志業選項。

 

直到父親過世的衝擊,她才開始反思生命真正的意義。她說:「無論如何應該尋找自我,不至於白活一場。」賴香吟四十歲後,才真正重拾寫作

 

當時,她已經修完所有博士班的課程,資格考也考完了,但最後賴香吟沒有交出論文,而是交了一本《其後》,一舉拿下二○一二年台灣文學金典獎長篇小說獎,終讓她步上專職寫作之路。《其後》獲獎十年後,賴香吟再以《白色畫像》奪下二○二二年金典獎年度大獎。

 

對賴香吟來說,文學不是謳歌英雄的史詩,她為實存的生命書寫,為像她父親那樣的人而寫。例如《白色畫像》,即使背景是白色恐怖時期,但「並不是受難者才有故事,」賴香吟強調,「即使他不是受難者,也都有他的感受、經歷、看法,以及時代究竟怎麼改變了他。」

 

賴香吟

作家賴香吟以《白色畫像》奪下2022年金典獎年度大獎。(圖/台灣文學館提供)

 

照見芸芸眾生  留存被抹掉的記憶

 

小說家更關心的是人如何活過一生、如何歷經創傷,如何寄望著安穩過日。賴香吟在書末寫道:「人我皆在其中。」白色恐怖是所有人的歷史,旁觀的、參與的,都身處其中。

 

「大多數的人,其實不就是整個時代的構成分子嗎?」賴香吟說:「如果文學是關注人如何活著,那這些時代裡的芸芸眾生,本來就是文學要照到的一群人。」《白色畫像》可以說是早走了一步,讓白色恐怖文學跳脫受難者框架的想像,而賴香吟用樸實筆觸,把歷史還給這些「小寫的人」。

 

像是書裡出現了孫立人將軍訓練下的女兵和娃娃兵、台灣早期的女傭制度、歐洲黃照夫行刺事件等,是承載威權時代的傷痕,卻也都是被遺忘的民間記憶。賴香吟說:「對於這種被取消的人生、被抹掉的記憶,那種寂寞,常常讓我心動。」

 

  • 黃照夫:1973年3月29日,台灣留學生黃照夫為反抗黨國獨裁政權,在法國巴黎行刺中國國民黨駐法國總書記滕永康。

 

回望自己一路走來的人生,賴香吟總說自己平凡。年少並未投入學運,家族沒有受難者,如今旅居德國,也僅是因為先生工作的關係。但正是如此,賴香吟可以看見「小寫的人們」,對於歲月靜好的渴求,並寫出平凡生活遭逢創傷後的失語或悲愴。

 

她說,小說家的責任,是從歷史洪流裡撿拾這些人生碎片,「把粗礪而不起眼的石頭,雕琢成玉。」她把作品遙寄過去,不知是否也臆想她父親,和那個時代的人收到後的模樣。

 

賴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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