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生物醫學研究所研究員白果能，最近研發出全球第一台可同時合成三百八十四條不同ＤＮＡ的高密度ＤＮＡ合成儀，估計可在六個月內複製完成「一個人」的所有基因體，台灣的生物科技基礎研究又往前邁進一大步，與此同時，不少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人員也躍躍欲試，準備轉戰產業界，為自己開創新的一片天。
隨著全球的生物科技熱，台灣的生物科技產業逐漸成為投資人的新標的，據民間初步統計，目前每個月平均至少有一．五家生物科技公司成立，在研發人員一才難求的情況下，業者紛紛向中研院、國科會及各大學挖角，藉以壯大公司的聲勢，高薪禮聘加上相關產業前景看好，撥動了不少人的心弦，使得「跳槽熱」迅速地在學界蔓延開來。
以中研院為例，中研院的生物科技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農業科學、生物化學、生物醫學、生子生物、植物、動物等研究所，據估計，這一、二年內，離開這六個單位、跳槽到產業界工作的研究人員就有二、三十人，其中，籌備兩年多、尚未正式掛牌的生農所就有將近十人，生醫所也有五人左右。
這些跳槽到業界的學界以具有三到五年資歷的博士後研究人員居多，年齡大約在三十五歲上下。進入產業界後，他們大多肩擔「研發火車頭」的重責大任，負責規畫、成立公司的研發部門，有的甚至還得跨足公司的業務領域，最近甫研發出DNA 防偽技術的博微生物科技公司的顧問許俊傑就是一例。
出身於中研院生農所籌備處的許俊傑，可說是博微的靈魂人物，整個公司從無到有，從營運計畫書的撰寫、對外集資，到產品研發策略的擬定等，原本在中研院楊林蓀研究室的研究團隊中表現極為出色的他，都有深入的參與。
和許俊傑一樣，博微的研發部主任梁明華，也曾在生農所籌備處做了兩年多的博士後研究，與博微合作關係密切的優勢生物科技公司，目前懸缺的總經理一職，將在今年十月由一名目前仍在中研院工作的人士擔任。台灣基因科技公司晶片組經理李坤福及華星生技公司研發部資深研究員劉士任，也都曾在中研院生醫所從事過多年的博士後研究。
薪資差一大截 教人怎不心動
之所以從學界跳槽到產業界，除了個人生涯規畫的考量外，優渥的待遇自然是最吸引人的因素。以國內學界的平均薪資來看，一般的大學教授每個月薪水在八萬元到十一萬元之間，中研院研究員的薪資在七、八萬元左右，若加上研究計畫的加給，頂多十萬元到十五萬元，博士後研究的薪資水平在五、六萬元之間，而且每年最多只有一個半月的年終獎金。
反觀一般民間的生技公司，一名剛畢業的博士就可從七萬元開始起跳，有經驗的博士後研究人員，至少可叫價到十萬元，若擁有大學教授的經歷，每個月要拿到二十五萬元以上並非難事，據傳，經濟部生技中心某位跳槽到南部一家創投公司的副執行長，薪水甚至高達三十萬元，每年數百萬元的薪水，加上配股和紅利，教人怎不心動？
工作缺乏保障及升遷困難，也是博士後研究人員另尋出路的主因。許俊傑表示，國內的博士後研究為約聘雇人員，一年一聘，不但工作沒有保障，缺乏退休金等各項福利，升遷管道也不多，像生農所籌備處，每年的博士後研究大概有三十個左右，但每年出缺的研究員或助理研究員職位頂多也只有二、三個，要進入一般學院教書還得衝破層層的競爭關卡，僧多粥少，人才自然會流向業界。
相較於博士後研究人員，要挖角大學教授和資深研究員並不那麼容易，因為學術機構的工作環境還算不錯，而且也享有滿高的社會地位和名望，加上每年可固定拿到經費補助自己有興趣的研究，就算面對高薪的誘惑，也未必能讓他們動「凡心」。
據了解，教授們從學院「出走」的動機，大多是想換換環境，看看能不能開創事業的第二春。有人辦理提早退休，趁著年紀還不算太大的時候，再到產業界延續研究生涯，有人抱著「玩玩」的心態，反正轉換跑道失敗了，大不了再回去學院教書，也有人投下大筆資產，希望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轉換成產品。
人才流失生技界一大隱憂
由於台灣生物科技產業尚在萌芽階段，是否投身業界，絕大多數的教授和研究員目前都還處於「觀察期」，不過，包括台大、陽明等多所大學，已不乏教授在外開設生技公司的實例，投資民間公司的亦大有人在，不過，由於經商經驗不足，部分公司已經倒閉。
學院教授及國家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頻頻「出走」，是否會對國內的生物科技基礎研究構成衝擊？許俊傑指出，研究人員進入產業界的現象不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對產學兩方都有正面的助益。
許俊傑說，在中研院擔任博士後研究工作期間，他經常義務到民間的生技公司作研究人員的在職訓練，發現目前生技公司的研發能力普遍不足，有些公司甚至連向國外公司買來的育苗、藥劑配方都看不懂，有時培養出來的育種不小心死掉了，不僅數萬元的投資付之流水，還得看盡國外廠商的臉色，才能請到專家來台教授「被留了好幾手」的補救方法。民間公司要解決這種技術移轉的鴻溝，甚或發展自己的研發潛力，往往得靠富有研究經驗的研究人員才能辦得到。同時，許俊傑認為，這些出走的研究人員，將成為學界和產業界的橋梁，一方面可消化、轉化學界的研究成果供業界參考，另一方面也可促成產業界提供更多的經費給學界作研究。
雖然基礎研究人員跳槽到業界的風氣才剛開始盛行，台灣基因科技公司晶片組經理李坤福卻已提出警語，李坤福表示，國科會及中研院的生物科技研究經費一年雖有數十億元，但多半投注在名為「尖端計畫」的重點研究上，多數公私立大學的教授每人每年拿到的研究計畫補助不到一百萬元，扣除研究助理的人事費和基本材料費，實際可拿來作研究的錢實在少得可憐，對於真正想做研究的人，有些也只好轉戰到願意投注較多經費作研發的民間公司。
李坤福也指出，博士後研究或研究機構的中層技術人員，往往是實驗室或研究計畫中的主要執行者，因此，歐美國家的研究機構都很禮遇他們，在工作薪資、福利方面給予相對優渥的保障，反觀，國內卻囿限種種法令制度的問題，而無法留住這些人才，要訓練出一個生物科技的中層研究及技術人員至少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如果這些人快速流失的話，對相關的基礎研究將是一個傷害。
生命科等的科普教育一片空白
愈來愈多的學界人士進入產業界，是否真能對台灣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有所助益，生技中心產業技術資訊服務推廣部經理江晃榮則持悲觀的看法。江晃榮指出，生物科技產業中後續研發工作的重要性，遠超過電子業，而且很難以電子業的代工模式來發展，學界人士雖擁有基礎研究的優勢，但未必能掌握工業化生產的知識和能力，對相關產業的發展未必真能有所幫助。
江晃榮說，與各國比起來，國內生物科技的基礎研究稱得上先進，但產業界的腳步卻未跟上，市面上甚至連一本生物科技的科普雜誌都沒有，這種產學之間的認知落差，可能會成為國內生技產業發展的致命傷。
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大力推廣生命科學的科普教育外，還必須積極培養具有研發、投資生產、工業化製程等各面向整合能力的人才。江晃榮說，日本政府為了推動生物科技產業，非常鼓勵學界人士參與將研究成果轉化成工業生產的過程，只要學術界的教授或學生做出好的研究成果，就會邀請國外有經驗的人士來傳授他們生產製程及投資等相關知識，同時由官方資助他們成立公司，藉此培養對生物科技上下游產業都很熟悉的人才，在生命科學已逐漸成為各大學「顯系」的現今，這種作法也許值得台灣政府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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