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交通部長機要祕書駱志豪，因涉嫌洩漏國家機密，遭情治單位以「匪諜」罪名監聽電話長達兩年之久，不但家被搜索、人被監禁，還牽連四名媒體記者被約談、搜家。這些記者之中，有的是駱志豪的大學學弟，有的是與他有新聞往來，有的則毫不相干。
法新社袁錦濤報導公開軍售被關十五年
發生在一九六四年的法新社記者袁錦濤( Albert Yuan )洩漏軍事機密案， 就和這次「駱案」情節有幾分神似。袁錦濤為美國《新聞周刊》匿名撰寫一篇有美國軍售台灣武器的新聞，這則新聞在台灣媒體早已揭露，但袁錦濤仍被懷疑洩漏軍事機密，所以住處遭情治單位搜索。又因在抽屜中找到原稿，而被情治單位一口咬定洩漏國家機密。
「洩密」給袁錦濤的，是擔任軍方發言人的海軍中校李仕材。李曾是國軍「戰鬥英雄」，於八二三炮戰槍林彈雨中，指揮登陸艦艇護送蔣經國安全抵達金門有，每次蔣經國要去金門，都指定要李仕材護送，還讓他公費赴美受訓，是軍方重點栽培人才。
不過，在「袁案」發生時，李仕材擔任海軍發言人，和袁錦濤二人又經常一起在酒吧喝酒。而袁錦濤那則「過時新聞」，正巧又是李仕材這個「新聞發言人」的工作範圍。因此，袁錦濤因傳遞訊息被關十多年，李仕材則因洩漏軍機被關十二年。
據和李仕材關在一起的前立委謝聰敏指出，那則新聞不僅台灣報紙登過，連香港媒體都登過，甚至在《詹氏年鑑》中對這些武器都介紹得一清二楚，毫無祕密可言。謝聰敏說，其實這件事真正的關鍵是：一九六四那年中(台)法斷交，台灣必須對法國「有所行動、表示」。
新生報沈嫄璋在牢裡自殺 夫婿被關十二年
前南非大使，現任無任所大使陸以正，當年在英文《中國日報》任副總編兼採訪組長時，也曾涉及「興台公司陸效文匪諜案」被關，幸得當時的保安處長林秀欒法外施恩，陸以正才得以從翻譯官，赴哥大深造，後在外交領域一路高升至今。
在那個時代，即使是女記者也難逃白色恐怖的迫害。
新生報記者沈嫄璋，曾獨家專訪時任行政院長的嚴家淦，在新聞界頗有名氣，人稱「沈大姐」。她和夫婿姚勇來，因為調查局內部派系惡鬥而被犧牲整肅。沈嫄璋在偵查期間因受不了酷刑而自盡，被官方說成是「畏罪自殺」。而姚勇來則因寫了一個真實的故事而被關，罪名是「挑起省籍情結」。這個故事是男女主角相戀，因男是外省人，女為本省人，所以女方家人反對這門婚事，男女主角於是相約跳淡水河殉情。而時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以公祭方式歌頌這樁愛情故事的偉大，認為愛情已經超越了省籍的隔閡。怎知故事的真相是男主角設計謀殺了女主角。姚勇來寫了一個當局不敢看也不想看的故事，於是身陷牢獄十二載。
沈嫄璋與姚勇生了個女兒，名為姚小璋，後來進入演藝界當演員。姚小璋的父母被當成匪諜論罪，自己在戲裡面竟然也演起「匪婆」的角色，在三台聯播的連續劇「寒流」裡演一個刻薄的匪婆，老是找女主角的麻煩；與她演對手戲的是常楓，常楓演匪幹出了名，但是演匪婆的姚小璋，現在還記得她的人已經幾希。
李元簇將新聞記者集體送入黑牢
至於歷史上所謂的「五二四事件」，導因於民眾攻擊美國大使館，抗議美國軍人打死中國人劉自然卻獲判無罪。當時採訪這則新聞的多名記者，或許對那天群失控包圍美國大使館、美新社、美軍協防司令部的衝突畫面印象深刻，但更讓他們刻骨銘心、終身難忘的是，他們因公前去採訪新聞，最後卻被情治單位認定是「別有居心」、「煽動群眾」的滋事分子，讓同樣畢業於上海「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的多名記者因此入獄，分別坐了五到十年不等的黑牢。他們因「同學」而「同窗」，真是「叫同學太沉重」。
同案判刑被關的新聞界人士有：《中華日報》記者戴獨行、《基隆民眾日報》編輯林振霆、民本廣播電台節目部主任李國章(李望)、《國語日報》編輯朱傳譽(朱信)、中國廣播公司記者夏龢、中央通訊社編輯嚴仲熊等人。而承辦這個案子的，是時任台北衛戍司令部軍法處處長李元簇，後來曾獲李登輝提拔，出任中華民國副總統。
這些人之中，嚴仲熊是嚴復(第一任北大校長)之孫，辜嚴倬雲之兄，而報界聞人葉明勳身為嚴家女婿，更為了幫大舅子作保，而從中華日報社社長之職下台後來嚴仲熊才得以交保，現任職於和信集團。夏龢則是桃李滿天下的新聞界耆老歐陽醇之妻，後轉任中視新聞部編輯。
兒童文學作家朱信因為「孤陋寡聞」而惹禍
而兒童文學作家朱傳譽，更是數度「闖禍」，八字與情治單位嚴重相剋。他早在《天南日報》任職，整理剪報寫了一則名人軼事，比較陳誠和何應欽兩位國軍將領的個性，被以「挑撥軍事首長感情」入罪。當時擔任東南軍政長官兼台灣省主席的陳誠非常不悅，因此下令查封報社，「天南報社」從此成為歷史名詞。
後來朱傳譽在中央日報社主辦的《中國文選》當主編，選用了一篇抗日烈士魯雨亭所寫︿吾教子之願償矣﹀的抗戰愛國文章，登錄在《中國文選》第八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結果又被情治單位和軍事法庭認定「為匪宣傳」。因為魯雨亭是抗戰時期中共新四軍的將領，而朱傳譽不清楚魯的身分，看到文中有「……親見其心悅誠服之三民主義徹底成功……」之句，就以為那是一篇愛國文章。朱因「孤陋寡聞」而犯下了「滔天大罪」。
還有些記者因為「批評政府的分貝太高而被消音」。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後召開記者會，宣布他的「強人強政」，將以「殺頭」警告「不法」。當時掃蕩報的記者蕭楓，在雜誌上寫了一篇標題聳動的文章「與陳誠談殺頭」，讓陳誠很不高興，曾公開批駁，怒斥記者的不是。後來蕭楓不明不白地失蹤了好一陣子，當他再度出現時，也就不太出聲了。而南京《救國日報》社長龔德柏，向有「龔大炮之稱，針砭國是不遺餘力，但他跟隨政府來台之後，立即被軟禁，而且原因至今未明，與「張學良案」並稱兩大懸案。
《中央日報》總編輯李荊蓀被判無期徒刑
公論報總主筆倪師壇，因年輕時代是熱血青年，參加過愛國運動，卻「坦白未清」、「未辦登記」，因「愛國罪」而被捉去關。這宗白色冤獄，在當時被認為對《公論報》發行人，同時也是省議員的李萬居有「殺雞警猴」之意，因為李萬居支持雷震等人主張開放黨禁，成立反對黨的言論。倪師壇入獄期間，也只有李萬居和後來的台北市長高玉樹敢去探望他。
擔任過《中央日報》總編、中廣副總，退休後當《大華晚報》董事長，還兼任《聯合報》主筆的李荊蓀，因為在《大華晚報》寫「星期評論」專欄，月旦時政人物，觸怒當局，所以情治單位收集了所有的「星期評論」找罪狀。最後因《中華日報》南部版總編兼副總主筆俞棘，指證李荊蓀少年時期是共產黨員，李因而被判處無期徒刑，而俞則因「自首」是共產黨員被關五年。
還有一位《公論報》記者黃毅辛，他是李敖坐牢時的「室友」，因為他在《鈕司周刊》兼職，大寫特務破獲匪諜的新聞，並以小說體裁寫作，繪聲繪影地把若干情節描寫得絲絲入扣，再配上刺激的標題，不但吸引讀者注意，也把情治單位給惹毛了，當然是以「洩漏國家機密」為由入罪。
還有，《民族報》的編輯唐達聰，因為他哥哥唐達成是大陸中國作家協會常務書記，唐父又是湖南名儒，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刻國璽，所以唐達聰莫名其妙被以「組織投稿作者聯誼會，搞讀書會」判刑十年。出獄後他在《聯合報》當編輯，再出任《世界日報》洛杉磯分社總編輯，爾後升任社長，在任內退休。
童常翻譯《讀者文摘》被槍斃
別以為只有記者跑獨家新聞、身分敏感或寫專欄評論才會「惹禍上身」，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編輯選刊「政治不正確」的文章，或校對人員粗心大意，或印刷廠廠長倒楣一點，什麼可笑、荒唐的烏龍冤獄都可能發生。
民國六十年代，《台灣新生報》有一個編輯名叫童常(童尚經)，在國外鬼節前夕，為了「應景」，翻譯了一篇《讀者文摘》上的文章，敘述發生在中國偶然、巧合、靈異的鬼故事。但這一天正好是十月三十一日蔣公誕辰紀念日，童常因此「罪不可赦」，被捉去槍斃。
《中央日報》印刷廠廠長何金章，曾經因為把「偉﹃大﹄的蔣總統」印成了「偉﹃小﹄的蔣總統」，而被捉去當匪諜辦(編按：當時鉛字排版，大與小二字在鉛字板上正好相鄰)。當然啦，這篇文章的編輯、校對也逃不了責任。此外，還有一個和謝聰敏關在一起的新聞界人士，因為把「十月十日」國慶日寫成了「十月一日」，十和一的無心之誤，讓他付出了昂貴的自由代價。
這些發生在新聞界的陳年往事，聽起來既可悲又淒涼，只能讓人感嘆這些前輩生不逢時，成了特殊時空下的犧牲者。而今時與境遷，台灣早已解除戒嚴，但情治位編織白色恐怖的手段依然粗暴，讓多位當事人難辨今夕是何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