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翰 用熱情說自己社區的故事

二二八連假的第一天上午，平日繁忙的台北市這時還慵懶睡著。同行的攝影記者來電：「我到附近了，台北刑務所在哪裡？我怎麼沒看見？」我在電話這頭笑出來：「當然看不見，我們要來看的，是遺跡。」

本該有十來位網友自由報名的「台北刑務所半日導覽」，實際到場的只有一名素來關心文化史蹟保存的日文老師。擔任志工導覽員的何承翰輕鬆一笑：「沒關係，就走吧！」看似雲淡風清地包容了都會人的善忘，但轉身後的背影彷彿寫著「單槍匹馬，吾往矣」。

「現在大家腳下這條下水道，是日本人用台北城拆下來的石磚建成，堪稱台北市最早的環衛下水道工程。」「根據有記載的史料，日據期間有超過三十萬名台灣人在台北刑務所被處決，我們眼前這面遺留下來的監獄外牆，堪稱台灣的哭牆。」

「被刺激到」 開始找故鄉的歷史

何承翰細心地介紹路上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沒有傲人學歷的他，做起導覽旁徵博引，像是拿過八個博士學位。

「我是末代自學班。」他笑稱，自己在沒有升學壓力的求學過程中長大，做了很多人「沒空理會」的事。十五歲，他自學學會地下期貨交易，十六歲，他到九二一災區擔任緊急救難志工。有一年，做機械進出口貿易的父親招待一名美國技師來家裡做客。

「他來自奧勒岡，年紀與我差不多，那頓晚餐，他都在講他家鄉的人如何護衛社區裡一棵有百年歷史的老樹，和一座百年老橋。」

何承翰回憶，那是一種「被刺激到」的感受。自小在溫州街一帶土生土長的他，在外國人面前，說不出半個關於自己家的故事。

那次衝擊之後，他連出門散步都抱持好奇心。接近年關的某一天，他鼓起勇氣與一位眼熟的老鄰居搭話，表達想做社區口述歷史的意願。老人欣然同意，兩人相約年後「聊故事」，但這位老鄰居卻在年節期間心臟病往生。

「有些事，現在不做真的會來不及！」何承翰深刻體悟到，文史資料每分每秒都在現代人的忽略中流失，於是即起從住家附近的老房子開始找歷史。

後來，他為了改善社區治安，成立守望相助隊；撿到一隻流浪幼貓，就推動社區申請加入市政府ＴＮＲ計畫（流浪動物絕育計畫）；又有感於想推動更多社區營造工作，就成立了「溫州社區發展協會」。

如此古道熱腸了幾年，何承翰還一度披掛參選里長。雖然後來落選了，但一千餘票、近二三％的得票率說明，沒有黨派、沒有資源的年輕人，也能用行動力證明自己的能力。

路旁不平的樹根，意味著都市人的視而不見，是何承翰會一一走告各單位呼籲搶救的對象。(圖片/何承翰提供)

隨時保持好奇心與疑問的態度

至今，他最「顯赫」的頭銜，仍是「溫州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收入一直不是他在意的事情。「物質欲望降到最低，就不怕錢不夠用。」話雖這麼說，他為環境的付出，從不因為錢不夠用而受阻。

「兩手一攤多方便，但是當一切都沒有人願意負責、大家都覺得只要把自己過好，我們就看不到社會的永續未來。」何承翰如是說。

隨著住家附近的社區再造工作步上軌道，何承翰也發現：「問題會擴散，不能用鄰里疆界去限定。」光是追蹤「瑠公圳」的歷史，就讓他跨越大半個台北市南區，為了與台大建立「樹木查詢系統」，他嘗試做社區接軌，學著認識每一棵行道樹。

當臨近的華光社區面臨拆遷，他不落人後地加入「護樹志工隊」。為了這處百年前曾是獄所的遺址，他與其他志工自費到日本、到中國、到波蘭，除了抄寫相關歷史，也觀摩其他國家在都市發展過程中保存歷史遺跡的作法。

「一定要保持好奇心和質疑的態度，只有自己親自找到的答案才是最真實的。」他說，或許是小時候曾經浸淫在期貨交易資訊中，讓他養成對外界資訊保持距離的態度。

無奈的是，華光社區沒能在志工小組的努力之下完整保存，但學生與志工肉身死守的幾波「擋拆」行動，全由《華光社區季報》翔實記錄下來。無心插柳的是，這份由溫州社區發展協會發行的社區報，今年還在文化部舉辦的社區報競賽中，獲得社會議題特別獎。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Randy Pausch說過，任何阻礙和困難都只是在證明你有多渴望完成這件事，我的努力模式就是一直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串聯，一起想辦法，不斷去做。」他堅定無比地這麼說。

一個上午過去，何承翰帶著人數少得可憐的「導覽團」，走完一圈「台北刑務所」舊址。他有感而發地說：「與其問我做這麼多事需要得到什麼資源，我只希望每個人都能看看周遭環境，關心花草樹木和身邊的人，重新看見你平常錯過的事情。」

適逢電影《ＫＡＮＯ》上映的周末，半個台灣島刻正熱議起一段被遺忘的歷史，或許，我們都該挾帶這股熱情，與何承翰一樣，重新在乎漠視已久的居住空間，挖掘其中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溫州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何承翰
出生：1983年
學歷：中華技術學院二專部國貿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