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銳導演陳志漢拍了首部紀錄長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這部片的主題是「大體捐贈」。
過去，陳志漢拍片是為了有趣，想要記錄，但經歷了這段凝視生死的過程，他理解了一些關於死亡的事，更理解了一些關於生命的事。
陳志漢在寸草不生的光頭外包了層棉帽防寒，臉上帶著冬夏常青的笑容，人爽朗，虎相，塊頭又高大，行於冷風中沒半點淒迷，反而顯得精神奕奕。
到了醫學大樓，陳志漢招了招手，要我們坐上運貨用的大電梯。電梯有縱深，恰好容得下一具單人病床，他踩踩電梯鐵地板：「這就是醫院運送大體的電梯。」
「其實，人走了就剩下一具軀殼，活生生的人，不動也看得出來他是活著的，遺體卻只是一具沒有生命的軀殼。」陳志漢邊走，邊回想。
迴廊燈暗，儘管是白天，室內仍顯得陰陰幽幽，轉哪兒都是這樣。他招呼著我們，拐上幾彎，抵達一邊間入內。他臉上還是掛著微笑，卻很俐落地把頭上的棉帽脫下。「這裡就是大體解剖實驗室。」說完這話，他脫帽的動作就變得有些肅穆了，似乎還有了致敬的意味。
夫婦深情讓他感動 妻子大體存兩年 丈夫每月開車北上看
陳志漢談到為什麼要拍《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總會回溯兩個緣由。其中一個是他國中的故事，當年他成績差，在升學班裡總是最後一名，升旗時，全班同學全考進校排百名，全上台領獎，就他一人留在原地，老師還曾對著他落井下石地罵：「我要是你媽，出生就把你掐死！」讓他萌生死意，拿著美工刀向手腕比劃。
另一個緣由是，他和他媽去爬山的故事。「小時候，我媽都爬得很快。」但母親年紀到了，越爬越慢，氣喘吁吁，他心裡感傷。但死別的事尚未臨頭，這些緣由都還只是模糊的概念，沒長成完整概念。陳志漢大學念的是日文系，他從小就愛看人，參加系學會後，也拿起攝影機拍著，拍久了，他迷上了影像與記錄，從此就踏入紀錄片導演的行業。拍片對他來說，就是件「有趣，也有點意義的事」。
他拍這部片最直接的原因，也像他拍紀錄片的理由，有點意義，但不明確。當年剛好有電視台找上門，給了選項，所以他就選了「大體老師」。
教室很大，冷氣也開得強，陳志漢走向幾張不鏽鋼打造的解剖檯，「這裡面還躺著大體老師。」四張解剖檯上，鐵罩子緊緊密合著，看不出裡面有人，但檯緣掛著名卡，標記著暫住者的相片與身分。鐵檯後方掛了張基督聖像畫，耶穌背著十字架，腦勺後張了一輪光暈，雖然只是畫，但也把周遭照暖了點、照得莊重了些。
確實，人都有一死，所以說到底，死亡就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即便如此，死亡始終不能「稀鬆」，人該怎麼活、該怎麼走，還是得有所講究，那是馬虎不得的。《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就記錄了一場很素樸，卻很隆重的死亡。
在拍這部片子前，陳志漢離「死亡」終究是有段距離的。「我國小三年級時，曾祖父過世，我從學校回來，一堆人在後面哭。」他印象最深的是，姑姑哭得最慘，但是他只覺得，「我有放假，不用上課。」
「死亡」或許就是這麼回事，它像種聲響，離得遠，細若蚊鳴；離得近點，聲音才會大些；再靠近點，它就會發出轟隆巨響，無論從時間，或是空間的角度上來看都是這樣。陳志漢拍攝這部關於「大體老師」的紀錄片，總算湊到了它身旁，凝視著「死亡」的模樣。
陳志漢原本想拍的主題有點狗血，「醫學系學生參加解剖課，要解剖的是自己親人。」但死亡又不是八點檔，這種過度戲劇性的案例，根本不可行。等到他真的開始尋找拍攝對象時，只有林惠宗一人欣然接受，完全沒得選。
林惠宗是個樂觀大方的游泳教練，過去賣車，退休後不只教游泳，還學了救難的本事，他太太徐玉娥一二年因癌症去世，生前就簽下「大體捐贈」同意書。
「我真正對死亡感到震撼，正是因為林先生夫婦。」陳志漢說，他站在鐵製手術台旁，躺在裡頭的大體老師，已經被解剖，又被粗線給縫合，再過一陣子，他們就會被裹上白布。
大體老師其實不是立即被解剖的，祂們剛送到醫院，會先做一年的防腐維持大體的完整，接著才會配合醫學院的課程，放上解剖檯。徐玉娥的大體存放了兩年，住在嘉義的林惠宗每隔一個多月，就會開車上台北，和老婆說說話。
「從嘉義開到台北大概要三個小時。」林惠宗說，「每次開車過來，心情都很亂。」老婆過去常跟他一起去露營，罹癌後，從前不唱歌的她開始跟朋友去唱歌，那些事都像跑馬燈。
▲林惠宗之前不時到輔大探望亡妻，儘管說不出太多話，眼神卻傾吐了千言萬語。（圖/陳志漢提供）
大體老師教他的生命課 「我也會捐出去，我和太太都會捐」
老婆走後，林惠宗只夢過她一次，「我知道她現在已經在享樂了！」他與老婆徐玉娥很早就想捐出大體，他們都認為，肉體只是皮囊。但是悲傷不知怎地一下子全決了堤，讓他泣不成聲，「我一早出門，越想越捨不得，因為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林惠宗很知道生者的痛，他去年參加台南因地震倒塌的維冠金龍大樓救難，「在瓦礫堆裡，我們找到了母女三人。」他哭了起來，「她們死的時間完全不同。大姊身體是暖的，母親稍微僵了，最小的妹妹身體都硬了⋯⋯，」他哽咽又說，「最晚過世的，心情一定很難受⋯⋯。」送人最難。
就像陳志漢說的，軀殼是死亡的軀殼，靈魂已經遠颺。但那些晚走的人，既要經驗死，也得連別人的份，一起活下去。
林惠宗是這樣，陳志漢也是的。他拍紀錄片時，纏著林惠宗到處跑，更緊跟著徐玉娥，經歷了解剖室裡的一切，他涉入太深，與林氏夫妻熟得很，成了朋友，早已做不成局外人，當初「解剖自己認識的人」的設定，反而應驗到他自己身上。
「解剖室裡的第一刀，是從背那裡切下去的，我當時看到，馬上退到房間後面，腦袋想著，這是怎麼回事，鼻頭就酸了。」解剖室裡，學生有時嘻笑，他就生氣；學生對大體老師展現敬意，他就欣慰，回到家，他一個人又不自覺地思考著生死。
大體實驗室進門左側，有排人類切片標本，非常薄，一片片夾在鑲金屬框的壓克力板子裡，灌了蠟防腐，醫學系的老師說，這種標本多半是從第三世界如非洲等地取得，所以異常高大。
在電影中，他拍了徐玉娥的臉，那是解剖前的一刻，「我想為她留下點什麼。」與林惠宗一樣，他捨不得，但死亡卻如此巨大。
每一片壓克力板都可以扳動，我們把兩片扳成窗型，請陳志漢到那拍照。窗型的口子，像是生與死的夾縫，看過去是牆，牆前面又擺了一排腦的剖面標本，陳志漢站在那，沒笑，像在想著什麼。
他到底還是沒辦法定義「生死」是什麼，但他說：「大體老師，讓死亡變得偉大。這部片想傳達的就是『愛與決定』。」他說，因為拍攝這部片，他看見了林惠宗夫婦捐贈的決定，也看見他們之間的愛。
陳志漢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但他斬釘截鐵地說，「我也會捐出去，我和我太太都會捐。」他繼續講：「拍完片後，我認為我也決定了什麼，這部片改變了我。」
▲林惠宗最後將老婆樹葬在嘉義，醫學系學生也到場向大體老師道別。（圖/陳志漢提供）
新作品讓他更懂珍惜 「活著就有可能，我希望改變社會」
改變了什麼？他說他想繼續拍片，即使拍紀錄片是件貧窮的工作，陳志漢還是想拍。「我老婆之前嫌我沒錢，跟我媽媽告狀，我媽哭著打給我匯了十萬元⋯⋯。」死亡很痛苦，活著也不大好受。但他沒怕，「沒死就有很多可能性，活著就有可能，我已經不再思考換工作什麼。我希望能改變一點社會⋯⋯。」
他靦腆地講出這番壯志豪情，再為光著的腦門戴上棉帽，趕往下一場訪問，邊笑邊搔著腦袋說：「頭好冷，好冷。」然後走入雨中，回到家後，他在臉書放上解剖實驗室的照片，留言：「舊地重遊。」
陳志漢
出生：1968年
現職：紀錄片導演
學歷：銘傳大學應用日語系
作品：《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獲獎： 第四屆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最具國際潛力獎、亞洲紀錄片提案大會特別推薦獎、台北市紀錄片獎優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