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最重要的事，不是規畫產業轉型或創造政策誘因，而是大力鬆綁法規，讓民間人才與資金得以發揮，立法修法時廣納民間聲音，才能迎接新時代的到來。
台灣的經濟形態，向來是以加工出口與進口替代為主，出口主要市場也變成中國。因此，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衰退，不只台灣，許多國家的資本市場與出口經濟，全都因而熄火，而且依賴中國市場越深的國家，受傷越重。
這也就是台灣經濟目前最大的難題。台灣的經濟靠出口，但許多產值都依靠中國的生產力與消費力來創造。而且外包勞力的部分越高，對國內經濟的損害越大（那些勞力所得如果留在台灣，將會創造多次的經濟循環）。
新政府顯然也明白這些問題，雖然沒有明確宣示，但「加速產業轉型」、「擺脫中國影響」、「建立自身優勢」，將是長期提振台灣經濟與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思惟。
最明確的政策，除了「五大產業」之外，就屬於「新南向政策」。東南亞市場除了有明確的人口紅利與經濟成長動能，再加上長期與台灣關係密切，只要配合產業與勞動政策（降低工時、提高薪資、創造非典型勞動等），將讓台灣得以從備受中國經濟牽制的島國，轉向成為東南亞甚至亞洲經濟體的新典範。
但是，要轉變台灣的產業與勞動形態、面向新市場，其實最大的問題根源不在經濟政策，而在教育、媒體、法人與法規。僵固的人才結構與資本市場，才是造成政府高喊產業轉型、提倡創新多年，卻只能緩步前進的原因。
而說穿了，卡住教育自由化、資本自由化的，也只有法規制度，與諸多主導法規研議的法人單位。六年來我投身台灣的創業環境改革，參與數十場政策及法規會議，三年前寫下了「原來我們輸在政府」的感想。
新政府最重要的事，不是規畫產業轉型，不是創造政策誘因，而是大力鬆綁法規，調整法人結構。讓民間人才與資金活力得以發揮，在立法修法時廣納民間的聲音，我們才能真正迎接新時代的到來。
（本專欄由詹益鑑、鄭博仁、客座作家群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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